夏日的雨，及回憶

2008. 初夏. 金瓜山

去年夏天的某一日午後，在山城的一角、小雨中，唏唏嗦嗦的避開黑屋頂落下的雨滴，看那蜿蜿蜒蜒的迎神隊伍。隊伍雖有陣頭，但在細雨之中，卻顯得冷冷清清。


這個夏季，彷彿雨來的特別晚。昨天傍晚，聽說氣象局「可能」發布輕度颱風警報，也不知現在的情況如何？但是，無論是近日夏季午後經常的艷陽高照、亦或是戶外悶熱黏濕的空氣，都不斷提醒著：這個夏季的雨，來的似乎特別晚。

不過，這一年的時間，我似乎與先前的生活方式，又有了巨大斷裂。我仍然維持到處移動的生活，早上台北、下午台中、隔天嘉義、大後天可能到高雄。而四處移動自己的身體，卻是在他人的人生間移動。無論如何，這段時間的過法，雖然仍維持著不斷移動的生活，卻存在這樣的斷裂：如果前幾年的生活，是在他人的生活空間中不斷移動；那這一年的生活，則是在他人私密的情感、經驗、記憶中不斷聆聽與躊躇。這樣的差別，導致我鮮少曝露在室外，而幾乎都屈身在室內聆聽長談。

如果對話的訣竅，總在於某種「神入」的過程，那麼在眾多靈魂的咀嚼中神入之際，一不小心，很容易讓自己感到錯亂。


但無論如何，在我的生命裡頭，有幾個地方，即使我閉上眼睛，我彷彿都能想起那個地方下雨的模樣，而且，我相信那裡正在下雨。其中一個地方，靠近我母親的故鄉，也就是水湳洞上面的金瓜石，那個我童年每次造訪時，都飄著無止息小雨的灰色天空及蒼茫山嶺。

那一種雨，幾乎是跨越了具體的身體，無論是室內或室外，都可以立刻想像起那種皮膚感受的氣候。這兒下雨，卻又不讓人感覺黏膩──正如同迎風的那一面長不出什麼草一樣，無論是素日的海風，或是冬季的東北風，雨是夾雜風而來，然後寂寞的吹著，讓風送著雨不斷遠行。我說寂寞，倒不是多愁善感之詞，如果你像我的母親、或是像我後來的造訪一樣，曾經在夜晚的金瓜石，在向著夜幕之海的山路上，從稀落的銀色路燈下走回山下的家，凝望著廢棄的工廠與夜晚的海，你就會明白我說的寂寞是什麼。

雖然說，時代是不斷的「往前移動」，但是在某些縫隙，總是有些過往積累下來的痕跡，以某種蜿蜒的姿態，抗拒時間以直線般瘋也似的向前直奔。金瓜石的山城巷弄就是如此。所以，每年迎神的時候，行進的隊伍，就必須捨棄都市中從簡易便的各種機動動力，用最樸實的人力，帶著陣頭神轎穿越理應行過的道路。所以，這樣的行伍，也以蜿蜿蜒蜒的姿態前進。背後是茶壺山，我正站在基隆山上。天空落下的雨滴，是用屬於這個山城獨有的節奏，以時有時無的間隔，自灰色的天空落下。人們喜歡那兒的熱鬧，所以留給我們一點屬於這兒的寧靜。說是寧靜，大概就意指著，只有我們幾個「外來客」，這樣打攪了一年難得的非常時光。


好像許許多多的ＭＴＶ，都喜歡來這座山城拍攝。我記得伍佰〈飛在風中的小雨〉在九份街尾、李心潔的〈裙襬搖搖〉是在即將通往水湳洞本庄的山路口、然後亂彈早年的〈良心〉則直接跑進山腳的煉銅廠遺址拍攝。坊間電視頻道的「探索靈異」節目也常來此地。但無論如何，無論什麼樣的單位來自拍攝，仔細注意，那天空與山嶺的顏色，總是相差不了太遠。

這一小段文字，與其說是在紀錄某年某月的某日，我曾經在老山城的某個時段，旁觀了這邊的賽會；倒不如說，這是一種階段性的憑弔，回過頭來看自己又訣別了怎樣的生活方式。最後，我用前不久寫下的一段文字作結：「當我樂觀的訴說著，說想做的事情一定成時。其實我是腳踏著許多自己拋棄的屍骸，愧疚的、不愧疚的，然後走到今天這個地方。」「然後，當有一天，最終的一天來臨之時，若真有那個其實我並不相信存在的世界，我猜，那些東西會全部攤在我的眼前，然後那個剎那，我才會更清楚的明白，自己究竟是個怎麼樣的人。」

這二十多年來，我總是猛烈的投入一種生活方式，又快速的轉入另一種生活方式。不過，不是推辭，那曾經走過而訣別的，其實都在我靈魂中留下無可抹滅的痕跡。無論我喜不喜歡、面不面對，他造就了當下正在書寫的這個我。

擺脫「後設價值」的幽靈

葛仲卿，山東人，國防醫學院牙科第六期學生，領導遲紹春等在校內籌組「自治會」，於一九五二年槍決。關於遲紹春的事蹟，最近偶然聽聞王鼎鈞先生回憶錄《怒目少年》中，也提到遲紹春的學生時代，兩人似為中日戰爭時二十二中的同學。


前幾天，跟朋友有一些爭執。大抵上，是關於一些歷史工作的事情。他說，我們現在觸及這些帶著黑色的歷史，若不勾緊著「人權」的角度來談，恐怕沒有太大的意義，而且可能會被現存的政治團體（無論是台灣的國民黨、民進黨，甚至是對岸的中國共產黨）加以利用。

我的看法卻不然。我認為，這些年來，台灣的歷史工作，在太多太多的篇章裡，都充塞著這種「必須扣緊某種後設價值的作法」。常見的，有人扣緊了中國民族主義、有人扣緊了台灣民族主義，有人扣緊了人權價值的確立、也有人覓得了某種歷史說教的題材。但是，坦白說，對現在的我而言，這些從「事後」回頭漫生的價值判斷，我真是一點興趣也沒有。或許，揭露這些歷史，可以讓我們多去反思些什麼，但是，這與歷史工作本身，並沒有任何直接關係。


自然，我同意，任何的論述──包括口述歷史、以及以「詮釋」姿態自許的歷史書寫，本身總是會帶來某種預期、與非預期的後果。但是，就某種歷史再現的工程而言，即使有這些自內外不停交錯的權力激盪，但對現在的我而言，只會想抱持著虔誠的詮釋學立場，將一切即將要逝去的場景，在夕陽的餘暉下，勉力的「儘可能接近之」。那是我唯一所能做的，也是我現下唯一想做的。

坦白說，我真的很想勸勸我身邊的朋友們：去理解歷史，並不是把歷史當成某種規範性的律令呢。我的意思是說，即使當年許多長輩參加了共產黨，並沒有任何內在關聯性，指出我們「必須」走向何種道路；同樣的，即使當年許多長輩投身在台灣民族運動，自然也不意味著，聆聽這些故事的我們，就想當然耳「只得」走向這條道路。我想，抱持著詮釋的警覺去書寫歷史，這是一種對逝者的虔誠與謙卑；但是，這也不意味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僅僅」抱持著詮釋的態度過活，實際上，這是絕無可能之事──每日每日，我們總是在下判斷，我們無時無刻在下判斷，而價值的定奪、以及該往哪條道路走，我們必須自己做決定──這是每個人責無旁貸的事情。

總之，關於歷史的書寫、詮釋、再現，以及這樣的產物與現實抉擇的關係，我目前就是抱持這樣的立場。只不過，在台灣這種政治熱血到浮躁的氣氛下，歷史總是被當成「現代史」與「未來史」來看待；同時，說著「要書寫一段歷史」的人，經常不是在書寫朝向他人的歷史，而是書寫自我慾望的歷史。因此，許多號稱要「拯救歷史」的工作，實際上正是那遮蔽視線之霧靄的根由。對於歷史的書寫，現在的障礙，已經不再只是哪個政體或權力者，纏繞它的正是那強烈的慾望之網，我們滋養出牠，卻又毫不自覺。


我的電腦裡頭，放著一些逝去者的相片。我想，在人能知曉自己即將死亡，而又必須猛烈的面對死亡造訪時，會是怎麼樣的容顏？這大概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目睹的場面。生死與，停格在前後兩張底片之中。有時候，到了夜晚，我會關起房間的燈，靜靜的看著螢幕上那數百張方格，一張張停留於近六十年前的容顏。那不會讓我害怕、恐懼、或是噁心，而是感覺到跌落於歷史卷宗的恍神。漸漸的，我知道了他與她的故事、幽微的聆聽到那青春的熱血與遺憾，然後在破碎的血花與魂魄間，留下一點點勉強的悼念。但是，每當度過這樣的夜晚，我自天光的窗前醒來，總是感覺身體中湧現出更多的力氣。

我想，我厭倦於說矯情的話。但我必須承認，那些力量，正是那些於不同年代仆倒的長輩所賜予的。

《跨世紀的糾葛》新版序

胡子丹先生《跨世紀的糾葛》2009年版封面。


胡子丹先生，是我第一位熟識的白色恐怖受難者，也是至今最常保持聯絡的一位長輩。他在八十歲大壽前夕，將他的回憶錄再版，裡面也添了一些新章。他囑咐我們幾位晚輩，為他的新版寫一些讀後感。我按時交上了一篇文字，裡面是我與他相識的一點點回憶、感想。這幾天，看到 Michael 也將感想貼到部落格上面，我也將寫下的文字貼在這邊。

在這邊，將訊息分享給大家的原因，主要是在於新版回憶錄，在市面上沒有機會買到，但胡先生印了三百本，願意跟一些有興趣的朋友分享。想要的朋友，可以親自到胡子丹先生的部落格上，寫信與他索取。以下是我寫給胡先生的文字。



能為胡先生的新版回憶錄寫序，是我莫大的幸運。對我來說，認識胡先生，與結識其他位白色恐怖受難者，有非常不同的意義。首先，胡先生是我第一位熟識的白色恐怖受難者，也是我最常相處的一位。次者，我與胡先生的回憶錄，也有著相當奇妙的機緣，那話頭就從這裡開始。

我第一次見到胡先生的回憶錄，是剛宣佈解嚴時的那個版本。這是我在去年的夏日午后，在一個偶然的機緣下，從牯嶺街舊書攤的架上看到。我記得那本回憶錄的書皮是紅色，上面用黃線勾勒出那個囚禁了數以千計青春歲月的火燒島。那個時候，我翻了內容，只知道作者應該是海軍出生，而且名字叫做「秦漢光」。我打了通電話，請教熟悉戰後綠島新生訓導處歷史的曹欽榮先生，他告訴我，原來這個作者是假名，而作者的真面目，就是我曾經在「白色見證」紀錄片中看過的胡子丹先生。

這件事情沒發生多久，我就親自見到了胡先生本人。事情是這樣的：因為一次偶然的街頭機緣，我們決定邀請一群年輕朋友，在陳文成基金會與幾位白色恐怖受難前輩碰面。當時，世煜兄號稱會邀請兩位「風度翩翩、溫文儒雅的紳士」來到現場，其中一位還是當年綠島最出名的「第一美男子」，總在戲劇當任男主角。他指的就是美男子，就是胡子丹先生。

我記得很清楚，那天胡先生提前來到現場，跟我們一起安靜的吃著便當。他給我的第一印象，是一位安安靜靜、話不多，但每句話都極有內涵的長輩。若拿當時的第一印象，與經過這麼多相處後的印象相比，我想其中最大的差別，是胡先生當時半信半疑的問過我，困惑現在的年輕人，怎麼願意相信、也願意聆聽，在台灣的一九五零年代，確確實實發生過這些駭人聽聞的歷史？直到現在，對於初次見面的那一天，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話，就是胡先生千叮嚀、萬叮嚀：「絕絕對對要相信，在台灣，曾經發生過如此荒誕不經的事情。」

喔，對了，那天見面以前，我已經讀完了我在牯嶺街買的那本紅皮書。讀完胡先生的文字後，我不斷跟我身邊的朋友稱讚，說我真喜歡胡先生的文筆，那是一種寬厚、溫和、是經過苦難淬煉後，才能將痛苦的生命經驗以平靜的字句轉達出來的真實智慧。在許多篇章，可以看見胡先生趣而不謔的幽默筆法；而在另一些篇章，又可以看見胡先生以不激情、卻充滿堅定的文字，去反省威權統治所帶來的荼毒侵害，並且細膩感人。

在這篇序的時候，想來也真是奇妙。我記得第一次見面的尾聲，我拿起那本紅皮書，想請胡先生幫我簽個名。我到現在，都還能清楚背出胡先生簽在內頁的幾句話，他說：「林兄，一本舊書還讓你買，不好意思。」我想，光是這幾句話，就充分表露出胡先生的人品，及待人接物的謙謙之風。



與胡先生的相遇是個幸運的開端。後來，我們曾經一起拜訪過一甲子前，作為胡先生十年苦難之旅起點的鳳山海軍來賓招待所、也一起重回過綠島、還一起經歷過許多回愉快的晚餐與趣談。至此之後，有越來越多機緣，我認識越來越多的白色恐怖受難長輩。更從他們的口中，聽見了他們對胡先生的認識，這不但是與回憶錄中的內容「相互印證」，更使我們進一步靠近，那種在現今年輕人身上幾乎找不到的人格特質。我舉一個例子為證：

他的一位老同學，當年在綠島蹦蹦跳跳、喜歡睡覺、而且演起京劇丑角渾然天成的田慶有先生：「我真的很佩服胡子丹這人！他跟我同一隊，我印象很深。他不只教英文，他還喜歡打桌球，而且打得很好。他跟我們對上那個戴振翮，兩個人打起桌球認真的跟什麼似。最厲害的是，他打完桌球，擦完汗，立刻回到營房開始唸書，他們是一點一滴時間都不浪費（田先生附帶一句：而我都在睡覺）。」「還有，他這個人話不多，在綠島的時候很努力充實自己。我還有一個印象，每次處部要他做公差的時候，他一聲不響，立刻起身去把他完成。然後回營房後繼續充實。」誠斯言哉！當年的老同學，竟在沒讀過胡先生回憶錄的情況下，如此忠實的描述－胡先生自己也描述過的昏黃回憶。



解嚴之後，陸續有受難者出版自己的白色恐怖回憶錄。在我看來，這些前輩，有的是當年地下黨或反抗組織的成員、有的是因小事而抓入黑牢的受難者。因此，這些回憶錄的出版，都確實有其獨特、必然的傳世價值。但對我來說，雖然胡先生當年被捕的原因，確實「只是」受到同案者的無辜牽連，可是，比起許多自己把自己寫為英雄（或許也真是如此）的作品來說，胡先生的回憶錄，能更清朗而誠摯的表達出，當人處在苦難中，深切的覺悟、以及隨之而來的生命韌性。這種人性的品質，讓我不禁在閱讀胡先生的回憶錄時，視他為真真正正的「人間英雄」。

大抵上來說，我認為回憶錄這樣的事後書寫，經常在有意無意間，陷落入兩種不同的巢窠。

第一種巢窠，是把自己的故事寫成了「冤魂」的歷史。我的意思是，無論是隱瞞自己當年的政治意圖與行動、亦或真正遭受牽連，許多回憶錄基於批判、或其他理由，幾乎純粹只書寫那些「冤、假、錯」的一面，而不斷落入蒼白與僵化的傷痛陳詞中。恕我用一個晚輩的身分臆測，我總覺得，從歷經了將要一甲子前的白色黑牢，而能堅毅的活到今天，對每一位受難者來說，一步步履及今日，恐怕都是充滿血淚、卻也充滿生命韌性的動人故事。不過有些回憶錄，希望以犧牲這樣的篇章，來完成對不義政權的錚錚譴責。這樣的作法換來了一種力道，卻也可能犧牲了另一種感動的可能性。胡先生從不寫「冤魂」的歷史，冤魂不知道為何會遇到悲劇，也無能對悲劇應變，因為身為「人」的生命力量已經徹底喪失。

第二種巢窠，是把自己的故事書寫成了「神」的歷史，無論是基於那一種政治理論，而構築這樣的英雄事蹟。經過一甲子，我們慢慢在解嚴後，聆聽到越來越多長輩，訴說自己當年的政治理想、及實際參與的地下工作。我認為書寫這樣的歷史，確實是為後輩揭露一種典範夙昔的可能性。但這樣的書寫，稍微拿捏不好分寸，就很可能淪入過度、甚至神化的局面。身為人，在面對當時國家機器宛若暴風的狂亂侵襲時，所有靈魂中懦弱、恐懼、慌張、貪生，都成為必然糾結、也必須克服的障礙。但在「神」的歷史中，我們看不見這些至為平凡的七情六慾。可是，胡先生不寫「神」的歷史，當逝去青春成為某種教條的具現，那些身為人、最可貴的掙扎，也就徹徹底底的煙消雲散。何況，「神」本身是超越歷史、更不需要歷史背書的。



胡先生的回憶錄，最感動人的力量就在這裡。我們可以看見，胡先生當年以一個二十多歲的海軍娃娃兵身分，基於愛國，而隻身來到台灣，卻遭遇到突如其來的不白之冤。在幽暗的鳳山海軍來賓招待所山洞內，他想過死、想過自殺、、想過自暴自棄的可能。但是，他也承認自己害怕死亡，甚至在宣判十年的晴天霹靂後，突然覺悟到－一個人，應該什麼樣的生活都過得去。而胡先生也真的走過那十年歲月。

在火燒島，那個離我們又遙遠、又即近的島嶼上，縱使有千萬個不自由，要用怎麼樣的姿態度過十年，仍然潛藏有許多的可能性。我們聽過許多種不同的人生態度：怨嘆度過每一天、急著做打小報告的狗、私底下不斷閱讀馬克思主義與鍛鍊「黨員身心」、甚至在受難者間糾起「反抗派」與「反動派」的紛爭。但是在胡先生的十年歲月中，正因為在判決之時，有過徹徹底底的覺悟，因此我始終從他的筆下，感受到一個月光孤島下的小世界，而年輕的胡先生，就透過堅定的意念，日復一日的鍛鍊、充實自己。也無怪乎離開綠島後，他能夠在歷經外省籍受難者常見的各種困頓後，成為國際翻譯社的創始人。

但是，胡先生可不把自己，描寫為一個「毅力過人的超人」。他在回憶錄裡頭告訴我們，他之所以在綠島如此忙碌，是因為若不填滿時間，只要一有空檔，他的眼淚就會不自覺「像麵糊一樣滑下來」。瞧！「像麵糊一樣滑下來」，這樣的形容詞，我第一次讀完回憶錄後，就始終難以忘懷。實際上，我在讀那本紅皮書的時候，看到這個段落，我的淚水，也是如胡先生筆下所描寫的一般，不自覺從眼眶滑了下來。



我如此喜歡、甚至敬愛胡先生這位長輩，最初的起因，正是他回憶錄中對自己過往生命的坦率描寫。在解嚴之初，就書寫綠島的十年經歷，雖說是他人所逼，實際上沒有極大的勇氣絕辦不到。我想，對胡先生來說，那十年的歲月，是他生命中太難忘、太重要、也太刻苦銘心的一段經歷，是怎麼樣也忘不掉。現在，胡先生書寫了回憶錄，也讓我們這一群年輕人，有機會「怎麼樣也忘不掉」那一段未曾經歷的慘白歲月。無論是在鳳山招待所的山洞、綠島的海岸、台北的家中、還有無數個白日與夜晚，胡先生不斷告訴我們年輕人，那些隱藏在殘酷的權力縫隙、卻隱然堅持生命力量的動人故事。

第一次見到胡先生，他說，他很驚訝、也很懷疑我們年輕人，究竟相不相信他說的故事。現在，我想，當我們彼此認識一段時間，當胡先生的身邊，也聚集了越來越多喜愛他、敬愛他的年輕朋友。至此，當時他問過我的那個問題，相信也在這段還不算太長的日子裡，得到了最直接、肯定的回答。現在，胡先生的回憶錄，終於要在他八十大壽之前堂堂進入「三版」。我由衷希望，這本回憶錄還有新增版本，能有機會再送到我們手中先睹為快。畢竟，如此細緻而豐饒的強韌靈魂，故事寫到這邊哪裡足夠！




2008-11-16 于台北公館

Logics of history

William H. Sewell Jr，Logics of history :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William H. Sewell Jr. 目前任職於芝加哥大學歷史學系，也是近年來，在國際歷史學界中，對發展社會理論別有企圖的一位研究者。他在 2005 發表的新書 Logics of History :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可視為他現階段研究成果的一個小結。照他的自述，本書的緣起，是一九八零年代時，他在密西根大學的社會轉型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CSST）參與一項跨學科計畫時，漸次浮現的研究靈感。照他的說法，當時這個團隊中，整合了數位歷史學者、人類學者、還有社會學者，試圖對社會轉型的過程，提出理論與方法上的一些視野。

如同國內對於學科分際的慣常想像，在這個整合計畫中，他似乎也感受到歷史學被放在一個在理論辯論場上的邊緣位置，這不僅僅緣於刻版印象，同時也與歷史學者習慣放棄「理論性」的討論有關。但是作者並不想依循慣常印象前進，而在十多年後完成的這本著作，則是他對當時這項企圖的一個回答。


這本書的前段，就展現了作者的強盛理論企圖。第三章是有關於時間性（temporality）的討論，他試圖從「根本」處著手，面對社會科學中流行的兩種時間概念：前者是馬克思主義者常不自覺帶入的目的論時間性（theological temporality），另一種則是昔日以「比較歷史社會學」為「歷史社會學」大宗的美國社會學界，所流行的另一種「實驗式時間性（experimental temporality）」，其中以 T. Skocpol 依循古典的 Mills 方法（Mill’s Methods of Inductive Inferences），所提倡的求同法、同異法，為這種時間觀的經典。他進而提倡一種新的時間觀，他稱之為「充滿事件的」、或可翻譯成「事件性的時間性（eventful temporality）」。

談到「事件性」的時間觀，就勢必觸及如何定義「事件」的問題。在歷史學及其他學科裡面，說到「事件」這個概念，一方面使用的如此普遍，一方面卻又經常說不清楚他的定義究竟為何。在這裡，他援引了同在芝加哥大學人類學系任教的歷史人類學者 Marshall Sahlins 的經典作品，也就是關於夏威夷土著與庫克船長相遇的一系列討論。他的幾本作品，因為中國人類學者王銘銘於幾年前的大力翻譯、推薦，目前也在台灣學界有一定知名度。在他的討論裡面，他將事件定義為文化結構轉型（transformation）的過程，並且討論了原本在靜時態內相互規定的符號系統，如何在被行動者「拿來用」的過程中，基於各種機遇與巧合，最後導致轉型的歷程。

無論是否可以進一步爭辯，Sewell 採用了 Sahlins 關於事件＝轉型的定義，並且將其援引至對時間性的改造、還有對社會轉型理論的鋪陳。但是他拒絕了 Sahlins 有意無意間，將一個文化社群＝共享一套文化結構的預設，同時也對何種轉變程度才方以稱為「事件」的課題，進行了再理論化工作。他認為，在夏威夷發展出來的文化結構與事件概念，當然可以運用於其他社會，只不過文化結構在當代社會的狀態，經常是多重層疊且彼此交錯，因而對「文化」概念的再構工作，就成為他在第五章以後的主要工作。同時，關於什麼樣的「轉變程度」才方以稱作「事件」，他基本上同意，在每一次的實作中，多少都導致了一定程度的延續與轉變；加上之前對「文化」體系的內部複雜化工作，更使得要界定什麼是一個「事件」，取得了更寬鬆的標準。

自然，這種對「事件」的定義，必然會引發一些爭議。例如為什麼非要將那些導致社會或文化變遷的過程，而不是那些抵抗變化、維持既有結構的過程，稱之為「事件」不可？另一方面，當他積極的介入理論戰場後，也就不能不面對這一片文獻森林間，已經深入討論的幾項議題。隨意舉例來說：結構與能動究竟是二重或二元（像是在英國學界引發的一連串討論）？而文化結構與社會結構的變遷、延續，及彼此間的巧合過程，又該要怎麼樣同時理論化？並界定其促成社會穩固或變遷的因果關係？自然，這些問題，不見得是他必須在一本專書中全面處理的問題，但如果真要將歷史學的貢獻，重新提升到社會理論的核心戦場，我想這些問題，是他接下來始終無法迴避的課題，也期待他接下來的討論。


我這裡寫的文字，充其數只是個粗略的推荐，自然連書評都稱不上。不過，在近一期的 Social Science History上面，則規劃了對這本書的專題討論，並且邀請了 George Steinmetz、Dylan Riley、David Pedersen 三位學者，寫了三篇書評，再邀請他本人對三篇書評進行回應。由這本期刊的份量，還有以專題方式處理這本書的作法，就不難想像，這本出版於二零零五年的新書，引起了怎麼樣的理論與方法震盪。這幾篇評論與回應的名稱分別是：


George Steinmetz
2008 Logics of History as a Framework for an Integrated Social Science
Social Science History 32(4): 535-553.

Dylan Riley
2008 The Historical Logic of Logics of History: Language and Labor in William H.
Sewell Jr. Social Science History 32(4): 555-565 .

David Pedersen
2008 Keeping It Real: Semiotic Practice and Fateful Temporality in William
Sewell's Logics of History. Social Science History 32(4): 567-577.

William H. Sewell, Jr.
2008 Response to Steinmetz, Riley, and Pedersen. Social Science History 32(4): 579-593.


對歷史研究有興趣的朋友，不妨找來一讀，並且一齊來討論討論。我也計劃在二月中的時候，對這本書，寫一篇比較詳細的書評。

核爆之繪

数十名の乗客とともに焼けた市内電車と 外に倒たおれる 犧牲者，横山正作。

這篇文字不多話，就讓繪畫來表達一切。這是一、兩個月前，我看到的一本震撼畫冊，是由廣島的和平博物館出版，邀請當年歷經廣島核爆的受難者，親手描述出的百來張素人畫。

我看完之後，相當震撼。關於戰爭的恐怖，曾經聽說、好像也能講許多道理，但遠不如看到這樣自記憶中浮現的繪畫，來得震驚。順帶一提，不知道怎麼著的，我看完這些畫作，對自小民族教育中的那些反射性仇日情結，縱使這幾年近乎漸次散盡，但終於在看完這些畫作後，給完完全全放下了。

無論如何，在戰爭之中，受苦的絕對是大多數的無辜者。若能真誠的理解這一點，那關於戰爭、還有所涉及罪惡的複雜性，也就有深一層探究的空間。接下來，就請各位看幾幅畫，我在網路上能找到的只是少數一部份。





恐る 恐る 渡る鉄橋の下に 漂う死体は、赤・青・緑・紫で3、4倍にふくれていた，木原敏子作。




ハエが飛び、傷口 にわくうじ虫に 苦痛で悲鳴を上げる收容所内の 被災者，漁田章作。




やけどで 兩腕の皮膚がむけて、垂れ下った男性，小野木明作。


其他的圖畫，可以到這裡觀看。這裡仍只有少部分的作品，我見到的繪本裡面應該有過百幅的素人畫。

他那死去的上級Ｌ

Leonardo da Vinci 畫的Il Cenacolo or L'Ultima Cena，1497。


今天是除夕的時刻，我想起了一位長輩。他在監牢裡待了超過半甲子的歲月，出獄的時候，家人幾乎已經死去，而自己又沒有任何子嗣。照他的說法，這是貨真價實的「空前絕後」。今天是除夕夜，家家戶戶都應該在準備傍晚的年夜飯。我想起他，想起那寂寞的小房子、想起那少有訪客的大廳、想起那不需要大餐桌的擺設、想起他說自己「終將要面對的人生結局」。

與五零年代許多「地下黨」的案件類似，幾乎每個案件，裡頭都有「背叛」的存在。若不是背叛，那些訴諸單線領導、拒絕橫向關係的地下組織，哪有可能如此輕易的被特務破獲？但是，說到背叛，許多當初熱血沸騰的青年，也從沒想過自己若到了保安司令部的刑訊室，還有多少本錢，能夠不背棄自己當初的理想？沒有人喜歡當叛徒，但也沒有多少人清楚，自己能夠堅持理想到什麼時候。

這位長輩，與他的上級，還有他上級的上級，是我聽過的故事裡面，具有現實隱喻的其中一件。或許，這與其它的故事相比，沒有太多錯綜複雜的組織關係，也沒有太過戲劇化的敘事轉折。但是，在這樣的一個冷天，在告別了這樣難以言述的一年時，我想起了他、想起了他的房間、還想起了他說六十年前那段年輕時候的故事。


他的案件，說起來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大案，用這位長輩自己的說法：「若白色恐怖是一本大書，我的故事，就只是這裡頭的一個小句點」。當年，約莫剛脫離日本統治，國民黨政府來台接收，而後促發「二二八事件」的一九四七年，這位長輩，與他的上級，都是日本時代就在工廠裡頭認識的小領班。

哪位上級，我就稱他為Ｌ好了。Ｌ還小的時候，家裡就很貧窮，一連生了五個孩子，三餐難以為繼。因此，身為長子的他，很早就必須到市區裡頭的工廠做事。Ｌ沒唸過什麼書，也不是什麼口才好的傢伙，但就是因為他的硬性地，還有在工廠裡頭講道義的作人態度，所以活躍於當地市區、還有北邊與南邊鄉間的Ｈ就看上他，順著他對戰後國民黨政府的不滿，邀請他參與了地下工作。

Ｈ與Ｌ完全不同，他口才好、長得漂亮，在許多街頭廟會都可以看到他出現，四處交遊廣闊。正因為這項特質，所以由中共派來的地下黨高級幹部，才會找上Ｈ，要他負責這個地區的支部建立，還有群眾的組織工作。Ｈ也確實不簡單，他一口氣就在市區裡頭的公私立機關，還有北方與南方的郊區，先後建立了十個左右的支部。在當時，除非像是李媽兜那樣的「超人」，一口氣建立了二十六個支部，不然Ｈ這樣的績效，也算是相當不錯，無怪乎他能夠成為這個地區的「市委員」。


談起來，在那個年代裡面，地下黨吸收成員之後，多少要展開些組織教育。這時候的教育，基本的閱讀就是「光明報」，有時候會閱讀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有時候則是閱讀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但是，這位長輩，他的上級Ｌ，並不是那種識字的「知識份子」，不要說是閱讀文件了，甚至連開口分析當時的島內與國際情勢，也幾乎擠不出什麼字句。Ｌ會加入地下黨，完全是憑著「二二八」之後對國民黨軍隊的義憤。

所以，在「單線教育」的過程中，Ｈ就登場了。他不是會說話，而是非常會說話，不但常常跟這些工人們侃侃而談，談到對岸局勢的新變化，也談到接下來本地人民應該如何組織。在這位長輩的心目中，這位「上級的上級」，就是一位有能力的知識份子。雖然，當時誰都沒注意到，Ｈ的登場，其實逾越了當時地下黨裡頭的單線領導規定。這踰越或許未曾帶來直接的傷害，卻也預示了Ｈ對組織規則的態度，乃至於對同志的態度。


1952年初，Ｌ因為另一群人的關係被捕，這純粹是意外。Ｌ抓進保安司令部之後，受到各種嚴刑對待，據當時親眼目睹的另一位見證者說，他的指甲全部給特務拔光了，而且十個指頭都插進針。但是，Ｌ始終沒有供出他在工廠的活動，還有在工廠裡頭發展出的諸位同志們。

1952年底，「上級的上級」Ｈ也被逮捕了。Ｌ在軍法處，並不知道Ｈ被逮捕的消息，因為當時在保安司令部裡面，審訊的房間是彼此相隔。那段時間，Ｌ還是被不斷刑求，也始終在肉體的煎熬中，秉持自己不出賣同志的原則。但是這位Ｈ就不同了，他是個聰明人、或是個太過聰明的人，深知道這樣堅持下去，會對自己的性命產生什麼影響。因此，在被捕兩天後，他決定自新，他將手下十個支部的名單全部交出來，使特務們立刻按圖索驥，逮捕那十個支部的地下黨員。


抓進去調查站之後，這一大批彼此不相似的人們，在木頭的柵欄裡面，彼此低身交談，才發現大家都是Ｈ發展出來的「關係」。這位長輩，他所在的工廠也面臨大逮捕，他們一車車的送進調查站，然後又移送保安司令部。在保安司令部的時候，他終於見到消失許久的Ｌ了！Ｌ看來非常狼狽，然後手上的傷還沒痊癒，他在放風時間，看到這位長輩，就立刻走過來說：「放心！我沒有給你出賣！我沒有給你的事情說出來！」

但是，這樣的承受痛苦、這樣的堅持，究竟有什麼用呢？沒有，一點也沒有用。這抓進來的數十人，無論是槍決後仆倒在刑場、或是關在監獄裡喪失合計數百年的青春，通通成為了Ｈ的保命符，使得他逃過死劫，而其他人負責承擔一切的苦難。無怪乎，與過去許多長輩的說法相同：「進去軍法處以後，根本沒問過你幾句話，然後接下來就宣判了！」這不能說全是國民黨的隨意亂判，之所以不須要問話，更重要的原因，在於上頭的人早就將所有的事情供出來了！


就保安司令部的「最後場景」來說，故事的結尾大概是這樣：

這一位長輩本人，判無期徒刑，後來囚禁了三十餘年。
Ｌ，長輩的上級，判死刑，1953年槍決於馬場町。
Ｈ，上級的上級，自新成功，在調查局裡任幹員，後來還當了出版社老闆。

據說，1953年宣判以後，在這一個地區，包括市政府、鐵路、電信、各工廠、還有地方支部全都逮捕一空，之後，能說善道的Ｈ，還配合「上面」的指示（現在他的「上面」可是國民黨的特務系統了），在各地演出「勸導自新」的劇碼。



而這位長輩本人，從國防部安坑軍人監獄、綠島新生訓導處、台東泰源監獄、綠島綠洲山莊一路遊牢，歷經三十多年的歲月，出獄的時候宛若浦島太郎，人世滄桑已全然陌生。他問我：「坦白說，我是不冤枉，但是有必要把我關那麼久嗎？我只能說是莫可奈何、莫可奈何」。他講的時候，身旁的朋友在流淚。

我想起了那個已經死去的Ｌ，看著他的遺照，看著他在槍決前一刻的照片，那一張微微笑著、下巴高倨的臉孔，或許，他終究以沒有出賣任何人自豪，因此毫無疑懼的，用那樣的容顏面對儈子手的槍口吧。但背叛的故事始終沒有停息，上面的幹部出賣下面的人，更上面的幹部又出賣更多人。整個1940s-1950s，地下黨全面破獲的故事，就是一連串環環相扣的出賣，才使得如此多的時代菁英，幾乎捲入了撕裂人生的風暴中。

有時候我在想，那個故事中，那位「上級的上級」Ｈ，是不是也很像，現在在身邊仍然常見到的某類人？非常的能說善道、而且表現出極大熱情，儼然成為群眾之中的領導者、理論家？這樣的人，好像比較容易受到大眾的歡迎。反過來，那些默默做事、有股氣魄卻說不出來的人，好像註定只能分到「苦幹」的工作，註定不是在組織中最耀眼的那類人。我不是說能言善道的人容易出賣，只是想，究竟對於那些聰明人來說，在揭櫫著崇高的理想時，究竟有多少覺悟，為自己所說、還有看似信諾的事情，給予確確實實的堅持？蔡孝乾、陳澤民、洪幼樵這些人是不是聰明人？是不是有魅力的人？我想當然是，無須懷疑。但事實證明了，他們用多少人的性命、多大程度的背叛，換取自己活著，還有日後的飛黃騰達。


對了，我前面說道，長輩說，他對自己的人生感到莫可奈何，而且已經有心理準備要「面對最後的人生結局」。這個「人生結局」是什麼呢？他說，就是每一天的清晨，鄰居發現，這家房子的門已經好幾天沒開，用力敲開門，才發現長輩已經在床舖上面腐爛。我身邊的朋友問我，為什麼看起來這麼冷酷？長輩說這段話的時候，怎麼沒有想辦法安慰他。朋友，你知道嗎？我不是不難過，而是面對長輩這樣的覺悟，我發覺像我這樣的「局外人」，無論說多少安慰的話，都只是廉價的徒然。

我剛剛查了查，那位Ｈ先生恐怕已經過世，但是他創立的出版社，許多朋友倒可能讀過他們的出版品。而我拜訪的這位長輩，而今還在人世，但背叛的傷痕，仍在持續作痛。

1945-1949大遷徙的一項側記

陳澄波畫的〈上海碼頭〉。上海碼頭，也是當時許多流離者，在1945-1949年間來到台灣的移動窗口。


碎片一......

民國三十六年，孫立人在上海招募青年軍，並在該年十一月將陸軍訓練部遷到台灣來。我訪問過的一位長輩，姓閰，四川人，該年自上海看到公告，因此從已經讀了五年的夏聲劇校肄業（當時夏聲劇校的教育幾乎停擺），從上海碼頭，搭乘安達輪來到台灣。同一條船上面，有六十五位主要來自京、滬、杭的學生，都是要到台灣鳳山的陸軍軍訓班接受訓練，六十五人都編在一隊。

但台灣的生活實在太苦。這些原本自京、滬、杭等地來台的娃娃兵，其實從未有實際參與戰爭的訓練，加入國共戰局越加陷入惡境。因此，在一次軍中同袍曹氏因憂鬱舉槍自殺的事件中，一位本名彭公戰的軍訓班學員，趁扛遺體埋葬的時候，逃離了鳳山的軍訓班（當時的說法叫開小差），漸次流浪到的台北車站一帶，準備想辦法回到已受戰火波及的故鄉，參與家鄉的游擊隊。

大約在民國三十八年底，直到三十九年韓戰爆發前，當時在基隆的八斗子，還有由毛森招募的「反共救國軍」，或曰「京滬杭游擊隊」，號召當時在國民黨軍隊中的青年軍人回鄉對抗共產黨。於是，彭氏，與先後脫離軍隊的杜麟文、鄭氏，除了聚集在鄭氏在台北暫租的木造違建中擦鞋維生外，並且寫信回鳳山陸訓班，邀請同學們一起回鄉抗敵。這件事情，被軍中的政治細胞察覺，民國三十九年的五月份，一口氣逮捕了同隊中三十五位軍訓班學員，在民國四十年三月一日宣判，同年的六月三日，彭氏與杜氏被槍決，埋葬到六張犁亂葬崗；其餘人則判刑十五年到感訓不等，理由是在軍中發展共黨地下組織，並先後送到火燒島。這時候，由安達輪來台的六十五人，只剩下三十人。


碎片二....

離開鳳山的軍訓班後，勝於其他沒被抓起來的三十人，來到台南的旭町營房，就在當時的台南工學院，也就是後來的成大旁邊。在這邊，由長春地區招募的幾位孫立人新一軍前輩，擔任這些娃娃兵的教官，其中一位教官是田氏。彭公戰等人被抓起來槍決的消息，早透過這些學員口中知道。當時，消息不流通，尤其是政治案件更是避諱談論的對象。可是呢，大家還是偷偷在心裡度量：究竟是什麼理由，要把這些小娃娃兵抓起來審判？

沒想到，過了沒多久，田氏自己也被抓起來了。事情是這樣發生的，必須追溯到來台之前的遭遇：他生長在遼寧的遼陽。出生的時候，雖然張作霖還沒死，但等到有記憶的時候，已經是接受滿洲國的教育了。所以他會說日語、小時候愛打棒球，而且一直到十三歲那年滿洲國覆亡後，才知道自己原來是個中國人，而中國還有個共產黨與國民黨。由於滿洲國統治末期，家中經濟狀況並不好，因此田氏很早就到當地的日資報社擔任印刷工人。報社，原本是日資報紙，等到一九四五年，年號由康德改為民國時，這家報社，很快被共產黨的地下組織遼寧省工作委員會接收，發行遼寧地區的機關報（如同台灣省工委刊印的「光明報」）。但田氏始終不清楚國共兩黨的鬥爭情況，其中一項明證是：由共黨把持的報社，大約只維持一年的時間，接下來報社就很快被國民黨拿去，發行國民黨主導的報紙。而田氏依舊在這邊工作。

民國三十六年，孫立人也在遼寧招募新一軍青年軍。因為報社經濟狀況不好，田氏決定從軍，並在長春接受短暫訓練後，與同鄉的報社同事侯殿權來到台灣，就在鳳山的陸軍官校受訓。

民國四十年，在陸軍官校的校慶發生大事情。每年，在六月十六日的校慶，陸軍官校都會組成「黃埔加強連」，並且請蔣介石與孫立人等軍方高層，到司令台上，校閱官校學生的軍容。在那一天，侯氏趁著機會，拿著同事景氏桌上放的美製手榴彈，在閱兵的隊伍中準備拿手榴彈，準備丟上司令台，炸司令台上面的高官。但這件事情只執行到一半，還沒有成功，侯氏就被保密局逮捕了。

逮補之後，保密局開始清算侯氏，才發現，原來他還在遼寧省報社工作時，就已經接受地下黨人翁浩的邀請入黨。保密局除了抓住侯氏，也準備清算他在遼寧的同鄉。因此，來台時「還以為國民黨最高領導人就是孫立人」的田氏，也同樣送進了台北的保密局本部，成員政治案件的一員，說他在遼寧時也已經加入了共黨組織。在民國四十一年二月二十八日，侯氏的案件宣判，侯氏於宣判當日清晨槍決，並埋葬在六張犁亂葬崗，而身為軍訓班教官的田氏判刑十年，送到火燒島去服刑。侯殿權的骨頭，在開放對岸探親後，便由當年收屍的同鄉撿回去遼陽老家了。


碎片三....

當年，乘安達輪來台灣的六十五個學生，已經抓走了三十五個。現在就連教官田氏也都給抓起來了。

當年的局勢並不穩定，因此軍中陸陸續續傳來逮捕人的消息。閰氏，我一開始說到在上海加入軍隊的前劇校生，不斷的整編到不同軍種，他先後竟然當過了陸軍、空軍、以及海軍。包括來台後目睹的種種，尤其是民國四十二年七月十六日親身參與的東山島戰役，目睹國民黨軍隊派出一萬多名國軍，對抗共產黨在東山島的一千兩百名解放軍，竟然大敗而歸；接著，他又在台北街頭的中山北路與延平北路，看見滿是酒家與酒吧的糜爛生活，因此心生不滿、意態闌珊，決定要離開軍隊，並認為反攻大陸只是國民黨的謊言而已。

但是，還沒有成功離開軍隊，由於他的不滿，還有他的牢騷言論，都被軍中的政治戰士不斷的紀錄下來。因此，在民國四十五年前後，他在左營的海軍陸戰隊被政工人員逮捕，並以他私藏的一本郭若沫文集作為證據，宣判他十年有期徒刑，並先後送到安坑軍人監獄與綠島新生訓導處服刑。

閰先生說，當他來到綠島的時候，當時在新生隊伍中的政治犯們（綠島都稱這些政治犯為新生），竟然有許多人向他揮手打招呼，他也一一揮手回應。原來，當年一起從上海來的軍訓班同學、軍訓班的教官、乃至於在金門打東山島戰役前後認識的其他國軍同袍們，都因為不同理由，除了已經倒臥在馬場町的亡魂外，都給送到了綠島來相聚。不只是成為政治犯的同學，還包括包圍在新生訓導處外的警備連，竟然也是當年的同班同學。於是乎，當年熱血的從上海棄筆從戎，搭乘安達輪來台灣的六十五位青年，竟因為種種不同的理由或案件，到最後，被留在綠島的人，竟然比留在台灣社會與軍隊中的人還來得多。



這篇概略的側寫，不是當時種種政治案件中偶然、難得一見的巧合，而是我最近經常遇到的一類狀況。

比方說，我訪問一位張先生，他在上海時讀新聞專科學校的同班同學，來到台灣者，後來竟「全數」因為播報民國五十六年五月的劉自然事件被捕，例如判無期徒刑的林振霆、判五年的戴獨行（出版有回憶錄）等人。而張先生本人，則在劉自然事件發生前，還沒來得及踏上台灣，還停留在金門時，就因為批評國民黨軍隊的腐化，及私藏魯迅、巴金、郭若沫的作品、乃至於在武漢讀書時曾寫下批評國民黨的壁報文字，於民國三十九年七月被捕，送去火燒島，判刑七年，實際上關了十年餘。但是，張先生在火燒島，又不只是遇見在上海新聞學校的同學；他在金門短暫的軍旅中，擔任過陸軍兩百師康樂隊的隊長，而當時的副隊長歐陽氏，竟然也因為後來轉任教職，因批評學校中教官的軍事化教育，同樣送到綠島來，最後囚禁了十年。

我寫下這篇簡短的文字，當然不是想細緻勾勒出每個案件的詳細輪廓，畢竟每位長輩的訪談稿，幾乎都在七、八萬字以上，甚至高達十餘萬字的篇幅；而要解讀其中隱藏的複雜意義，也不是在部落格上能進行的工作。這邊，我只想要表達一件事情：尤其是在一九五零年代間，面對隨國民黨政府先後來到台灣的兩百萬名外省籍流亡者，在不同的社會位置上，的的確確曾經有部份流亡者遭遇過，一個試圖重整的國家機器，在各種面向上的監控、整肅、逮捕、清掃，而確立新的統治秩序。面對這一系列的權力運作機制，以及作用的密度及強度，及造就的後果，一直是我們今天在閱讀、重構台灣近代史時，還沒有梳理清楚的一個問題。

所以，那些不斷用概括的「省籍」、「統治階級」等類屬，去指出不公平與不正義的論述，已經達成階段性任務，確實把統治機器中曾存在的省籍差異政治給清楚勾勒出來。而另一種訴諸於受難者省籍比例計算的論述，看來也無法充分達到靠近歷史場景的作用。因而，要怎麼思考另一種（多種）細緻解讀歷史的可能性，就成為必需要集體思考的重要課題。當然，這篇簡短的文字，要感謝好幾位長輩的分享：包括上面寫到的閰氏、田氏、以及跟彭氏與杜氏同案的楊氏、陳氏兩位先生；還有最後面寫到的張氏等長輩。正式的訪談稿，則將會依循正式管道出版，達成長輩希望將親身遭遇公諸於世的心願。

隨筆：大蛇之死（內有照片，不喜勿入）

其實，大蛇與龍也差不了太多了。這是日本浮世繪片中畫的龍吧。


無大意義的一篇隨筆。前幾天，跟老頭在笠園吃麵，吃著吃著，看到報紙，讓我由衷的大吃一驚。

照片中的主角，就是我下面轉錄報紙中照片的那條臥倒大蛇。那是一隻巨大的網紋蟒（Python reticulatus），原產於東南亞的泰國、緬甸、馬來西亞、印尼等地，按照紀錄來說是世界第二大型的蛇類（第一名是南美洲雨林中的大森蚺喔），曾經有過食人的恐怖紀錄。我會驚訝，不是因為在圖鑑或電視上看過牠。我還曾經摸過這種蛇呢。

照片中的牠，死於被堆土機的砍刀撞死的意外。當然，說是意外，開推土機的鄉親恐怕也受到嚴重驚嚇，據說他從推土機上衝下來，跑回住所去。我把麵店的報紙拿回宿舍給朋友們看，有的朋友感到震驚、有的朋友感到噁心。但說真的，我感覺那隻蛇好可憐，無論是逃出或是惡意棄養，從異鄉被走私到台灣，就這樣靜靜的存活、然後意外的死於推土機撞擊下。






二十日死去的網紋蟒照片，轉載自中時電子報，由記者陳世宗拍攝。


以前，我也在部落格上寫過，關於圓山動物園逃出大蟒蛇的傳說，雖然我忘記是寫在哪邊文章裡面了。我也談到，根據當時報紙與民間傳說，後來，有住在新店碧潭的民眾，目睹過這些大蛇。但持續的發展，雖然動物園與官方都祭出高額獎金懸賞捉蛇，但從此之後，那十數條在颱風天逃出動物園的大蟒蛇，就再也沒有正式的目擊紀錄了。如果，對於黑白照片的辨識沒有太多錯誤（我至少認得十多種蟒蛇喔），那時候逃出去的，也是我說的網紋蟒。

這隻被撞死的網紋蟒，若說是遭到飼主惡意棄養，並不是沒有可能的事情。按照報導中描述的大小，這隻網紋蟒一週至少可以吃掉兩三隻的成雞，以前也有聽過地下流傳的說法，說是要拿流浪狗來餵。仔細想想，按照這樣的身材比例，說要拿流浪狗來餵食，其實一點兒也不奇怪。這樣說起來，撇開提供空間不說，光要養活這條蛇就是一大筆開銷了。

但我想，如果是惡意棄養的話，那牠在台灣的生活或許是很孤單的。跟他比起來，那些號稱是台灣大型蛇類的臭青公、南蛇、細紋南蛇、過山刀、錦蛇，根本就沒辦法比了。實際上，在台灣的野外到處竄走，也沒有幾種生物，其大小能夠跟這種網紋蟒相提並論。更別提遇見網紋蟒伴侶的事情了。那麼，牠是怎麼在台中的市區或近郊過活下來的呢？不成比例的在陌生的異鄉活著，光是想起來，就是很痛苦的事情。


很多年以前，恐怕是大學一年級的時候，我也曾經在關渡的上空，看到一隻來自非洲大陸的紅鶴飛過。據說，按照當時的推測，牠應該是從動物園逃出來的。如果我的印象沒錯，小時候在圓山動物園看到的紅鶴池，應該就是沒有加蓋、加網的？不知道那時候的木柵動物園是怎麼處置紅鶴？那麼，又是什麼理由，讓這隻平常不菲的紅鶴，會突然振翅飛翔，並且離開族人，獨自到關渡平原的遼闊紅樹林間，與一群白鷺鷥跟一群埃及聖鹮飛翔呢（後面這個原本也是外來種，可是現在在關渡與社子都有一定的族群了）？

我永遠記得，當紅鶴飛在那群白鷺中的奇怪違和感，因為，白鷺飛行時會縮起脖子，但是紅鶴飛起的時候，脖子伸的可是筆直，好像在一群小型的鳥類中突然浮現一個大型的十字架。我還記得那個畫面，但我始終不了解，為什麼那隻紅鶴要飛走？牠難道不會感覺自己活的很孤單嗎？


或許，對於某些朋友來說，這條死去的大蛇，是個令人恐懼的對象吧。可是，看到這張照片，尤其是對於沒有眼瞼，死了也不會瞑目的蛇類來說，牠的眼神還是宛若活生生的張著，只不過暫時累了，所以倚靠在磚頭上面。許多人會感覺很恐怖，而逃過蛇吻的農民，恐怕真也是逃過一劫（我跟老頭評估，這種大小的網紋蟒，真要吞掉一個瘦小一點的成人並不是不可能）。可是，看他這樣潛伏在草叢中，恐怕又是孤獨又努力的活著，卻意外的被推土機撞死。第一次看到這幅照片的幾秒後，我的心情已經由驚訝變成難過。

人，恐怕永遠不能理解動物在想什麼。這兩天，我有機會看電視，看著阿德里企鵝與國王企鵝那種生命史，那種成長就是為了找尋配偶、然後千里迢迢捕食去餵養小企鵝、最後冬天來臨，等著下一代成長，接著在天寒地凍中死去的生命軸線，我就真覺得我弄不清楚（對於其他種生物的）生命，究竟是為了什麼意義而存在。或許，繁衍下一代，對許多物種真的是很重要的課題吧，雖然我不能了解那種心情。寫到這邊，我也突然意識到，我對於自己的生命，究竟有什麼「終極意義」，似乎也沒有太多的理解。到底這條大蟒蛇死前，抱著什麼樣的心情在台中縣市存活，這件事情恐怕也變成謎團一般。

當然，我不會想把牠煮來吃。還有，我猜，這個農地可能會興建一間什麼蛇公祠。所以，到最後，我好像只能這樣記下：二零零八年的九月二十日，一條來自異鄉的大型網紋蟒，意外的死於台中農民的推土機刀下。

黃藻儒先生的遺作

St Matthew and the angel (1602, by Caravaggio)


九月六日的晚上，郭三川先生在大家面前唱了一首歌。據說，這首歌是當年關在軍法處時，同樓層的人演唱的歌曲。郭先生害怕這首歌失傳，因此決定在年輕人面前演唱，希望能將這首歌流傳下來。隔天，九月七日的早上，一群年輕人把這首歌學了起來，然後演唱給郭先生聽。

郭三川先生，台北市大稻埕人，原本擔任長官公署圖書館館員，因為與參加四六事件的學生交往，因此受牽連逮捕，未經審判，就送往綠島新生訓導處與土城生產教育實驗所。當年，無論是有審判或未審判的少數人，在軍法處或軍法局的樓層裡，經常會唱歌，一方面彼此勉勵、慰藉思鄉或失去自由之苦，一方面也是為被拉出去槍決的受難者送行。幾首有名的歌，已經越來越成為政治受難者間象徵苦難歲月的經典歌曲。至於郭三川先生唱的歌，過去則少被提及，但不少同時期在同樓層的政治受難者都會唱。



我們在這裡磨練磨練
我們用不著徬徨徬徨
我們感不到悲傷悲傷

我們養成了忍耐觀察思索的特長
我們打破了貧富尊卑貴賤的觀念
我們表現了親愛精誠團結的徵象
我們消除了籍貫年齡地域的成見

我們在這裡磨練磨練
我們用不著徬徨徬徨
我們感不到悲傷悲傷



陳英泰先生當晚跟我說，這首歌應該是黃藻儒先生做的。我對這個名字有印象，首先是因為初見《白色封印》一書時，裡頭就附有黃先生的照片。過沒有幾天，陳英泰先生證實這首歌是黃藻儒作詞，蔡正雄譜曲。黃藻儒，浙江人，新聞工作者，據口述中幾位長輩指出，黃藻儒人很和氣，因為批評時政而以為匪宣傳的罪嫌逮捕，判處十年有期徒刑，這在當時的為為宣傳罪中算比較重的刑期。後來，在火燒島待了一段時間，黃先生又被送回去台北槍決。這段送回去的往事，陳英泰先生的回憶錄有極為清楚的記述，我這邊也就不再多提。

實際上，在這幾個月的拜訪中，經常會聽見受難者唱起在不同時期、不同監獄中所唱的歌曲。當人的身體侷促在狹小、擁擠、黏膩的牢房時，人所能做的事情，恐怕就是透過想像與歌聲，使自己能夠在最限縮於物質限制中的狀態中，得到一點解脫或救贖。所以，我才說，以前有人提到蔡瑞月的舞蹈，是在黑暗歲月中自我救贖的一點光芒。我認為，在政治犯監獄的漫長日常中，有更多更多的創作，無論是寫作、繪畫、或是音樂，都是人能夠度過各種綿密時空管理的一點憑藉。

如果我們能把這些聲音、影像，用錄影與錄音紀錄下來就好了。既然有這樣的想法，而且時間又不是永無止盡，因此就決定要做了。如果各位朋友，你們願意支持這樣的計畫，而且熟悉錄影與錄音工作者，隨時歡迎寫信與我們連絡，我們需要各位伸出積極的援手。

綠島歸去，數日的安靜旅程

歐陽文先生拍攝，1950年代的綠島一景。


九月七日，天氣晴。中午在牛頭山山頂，結束了第二屆青年體驗營的行程。離開綠島的船上，我門幾個夥伴，還有叡人師，躺在稍為搖晃的船艙內，我就這樣安靜的睡著了。我想起結業式時候，那幾位幾十年來，都不曾談過自己經歷的長輩的笑容，我想，雖然這段時間頗為焦慮，但由結果來看，我們應該做對了一點事情。

抵達台東後，微陽，微雨。一位老先生主動問起我們，現在的綠島是什麼樣子？我稍稍打量，知道他許多年前也待過綠島，只不過不是新生，而是管理人員。九月七日的那天晚上，我與易澄、維昭與緬因、白家姐妹，幾個人住在台東市區。晚間睡覺時，我彷彿洩了氣的球，這陣子累積的種種情緒壓力與負擔，終於全部攤開來，消散與融化在乾淨的空氣中。

離開綠島，無論是耽擱一日兩日，大部分夥伴都陸續回家了。我還欠了好一陣子的約定之債，因此，從台東出發，緩緩的經過屏東與高雄，又耽擱了一個星期，我才回到在台北溫州街的窩。沒想到，這個夏天，在無止盡的忙碌與慌亂吐納中，我竟然有機會，以這樣的機緣繞行台灣一週。



九月八日，天氣晴，午後的陽光灑在太麻里鋪滿碎石的小果園上。這不是第一次造訪張先生家，所謂的「白頭宮女話當年」，也這樣延續了幾次的行程。張先生來台的經過非常曲折，總之，就在民國三十九年的秋天，都還來不及踏上台灣的土地，就在金門被逮捕，然後送去火燒島關了十年。在火燒島，五零年代較為多樣的生活中，張先生拿起了紙筆成為導演，然後寫下了兩百多齣劇本。然後，離開火燒島前，他委請難友們幫忙抄寫，將這些劇本夾帶出火燒島的海岸線。走過幾年徬徨的神學之路，張先生最後在後山落了腳，娶了當地的排灣族妻子，生下五個孩子，就在太麻里的山坡上居住了數十年。

九月九日，天氣依舊炎熱。在綠島時曬發紅的皮膚，已經漸漸的剝落下來。上次拜訪檳榔村，可能是五、六年前的事情。高先生的耳朵幾乎聽不見，記憶也已經淡薄。或許，是因為這陣子記下不少六張犁死者的故事，前一天晚上，我在台東的小旅館，還仔細看著那兩位槍決者的照片。我想，高先生應該會說出他們的故事吧。沒想到，我們坐在那貼滿剪報的客廳裡，他勉強的聽見我說出那兩個名字。他皺著眉頭，告訴我說，他記不得這些人了，他從離開火燒島之後，就不讓自己回憶過去的事情，要努力生存。我相信這些話是真的，也很高興高先生能從最恐怖的地獄活到今天，那就夠了，忘了也好。我雖然沒聽到什麼故事，但從公墓走出來的路上，想起高先生與他的孫輩，還有頭頂上的陽光，我很滿足這樣的一天，我在東海岸的這一處地方。

九月十日，希望天上能多些雲朵。這兒的街頭要比台東熱鬧，而此時此刻，我並不喜歡這種節奏。曹先生的故事，是目前檔案上還看不到官方說法的故事。上回在新竹唐突要了電話，這回跑到他家，他笑盈盈的說，這回他可交了個「忘年之交」。傍晚離開以前，我說想替他拍幾張照。曹先生聽了我的話，拉開上衣，告訴我就拍這個吧。我仔細看，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被通電電擊後的傷口，傷口的肉會凹陷下去，皮膚下的筋燙熟後會露出淡淡白色。這幾個月來，長輩露出銘刻在身的肉體之傷，已經不是第一次。我一直在響，是什麼原因，會讓害羞而甚少談論昔日遭遇的他們，突然願意在鏡頭上，這樣展露自己給白色恐怖給傷害過的身體。

九月十一日，在還保持著一甲子前樣貌的現場，磅礡大雨不住從天上傾倒下來，聽說颱風即將來襲。說是現場，中間也已經悠悠渡過幾十年歲月。一般來說，我們總希望長輩先談談自己的遭遇，彷彿在迷霧中給我們比較清楚的一條線狀指南。邱先生與閻先生都說，自己人生的厄運，就是從這個地方展開，所以重訪這兒，也就是重訪傷心歲月的起點。最後，我門請兩位長輩，唱起當年在牢房裡演唱的歌曲，有一曲《思故鄉》，還有一首《念故鄉》，即使是平常寡言的邱先生，都張起雙臂高聲的唱著。雖然，我們正站在這兒，但真正的歷史現場，已是久遠久遠、且不可逆轉的過去。某方面說，我們始終在徒勞無功的及格標準掙扎，並且要努力讓自己對語言有多一點點的信心。

九月十二日，天空的烏雲越來越沉重。我門造訪的唐先生，光說起句話就會喘氣，但眼前的身軀，卻依舊是從劇烈的風雨中走來的靈魂。他說到被刺刀刺穿股間與小腿的故事，那時候，士兵的刺刀從小腿的另一側穿出來，刀還是要收回，於是就用自己的腳踏在唐先生的腿上，像拔蘿蔔般的把刀給拔出。我聽到這段的時候，感覺很痛，但我也知道透過想像感覺到的毛骨悚然，絕對不同於他們親身經歷當下，還有走過接下來的每一日每一月的痛楚質、量。恐怕，更深刻的質問，不在於重複這些剎那想到時，會感受到痛苦的片刻，有更深層、遍在的幽暗，那恐怕才是要面對的難題。



電腦有點兒古怪，剩下的故事，我也沒辦法繼續寫下去。但說起這一小段，其實也足以表露我這兩三個月來大致的生活樣貌。如果我在部落格上少寫了一點故事，大概是因為每天聆聽的故事太多，以致於消化跟沉澱都需要一點時間，何況我們願意做的，更不只是單純的聆聽而已。出發前往綠島前，我們曾經上了中橫拜訪一趟鍾先生。在前往給薄霧籠罩的高麗菜園途中，我們緩緩的由蘭陽溪旁的河谷爬升，兩旁的山谷皺摺的蜿蜿蜒蜒，據說這就是當年鍾先生要幫忙組織建立武裝基地的地方。小虎說，寬尾鳳蝶的第一筆紀錄也在這兒。溪水依然流著，故事卻隱匿在時代的塵土中。

從塵土中挖起碎片，並且嘗試詮釋過去的歲月，其實仰賴於好幾個預先給定的假設，對於考古學來說是這樣，對於我們的口述工作也是如此。聆聽故事的時候，有時後感到安心，有時候卻也不免疑惑，我們究竟有多大空間，還能觸摸到那不可能觸摸的從前。但是，無論如何，九月已經過了一半，而中秋夜的風雨也即將要平息下來，而往前走的道路，還是要繼續踏下去。

聲音的記憶，一路伴隨旅途

我人生中購買的第一捲錄音帶，就是草蜢隊的《失戀陣線聯盟》啦！對，很好笑，這髮型與宣傳標語都很好笑： 「你的半點心，就住在這裡」XD。可是，這就是我貨真價實的童年回憶啊！


悲傷的時候，就要唱歌。當然，快樂的時候，也要唱歌。

記得，看過某個心理測驗，裡頭說道若要測量人的「幼稚」程度，一項有用的指標，就是看這個傢伙會不會在路上唱歌，越會在路上唱歌，心智就越像小孩子。這樣說起來，真是糟糕，不只是我，包括我身邊的許多朋友，都是在這種將屆三十的年紀，仍維持著隨口在路邊唱起歌的習慣。

我算是六字頭尾巴出生的小孩。算起來，跟我同年紀的朋友，應該也經歷過小虎隊當道，還有拿著收音機在教室裡偷偷放《永遠不回頭》的年代。那個時候，我記得張雨生還沒當兵，那時候還有一齣找一隻白色捲毛狗當演員的八點檔連續劇。然後葉蒨文在「京城四少」唱紅了《瀟灑走一回》，然後這歌名就成為許多小學生在畢業紀念冊上最流行的一句留言。更小時候是薛岳的《機場》。偷打「快打旋風二代」時背景放的是草蜢的《寶貝對不起》。還有，我永遠不懂東方快車那首歌曲的開端，為什麼「寂寞的『駝鳥』，總是一個『人』奔跑」？

這些歌曲，好像逐漸變成生活略顯沉重時，找到解脫的一個出口。前幾天，我有位差不多同年的朋友心情不好，我對他說：唱唱看《紅蜻蜓》吧，這麼多年沒唱，現在唱的滋味，應該會讓你心情好上一點，想起比較單純、快樂的時光…


在我很小、很小的時候，我的媽媽，就會在睡前唱歌給我聽。我印象裡面，這些歌曲包括了：《南屏晚鐘》、《海鷗》、《四季紅》、《一隻鳥兒叫啾啾》、《最後一夜》、《西北雨》、《海鷗》、《藍與黑》、《油麻菜籽》…。當然，我現在回想起來，覺得我媽選的這些歌曲真奇怪，到底，她希望我藉由這些歌，變成一個有什麼音樂素養的小孩？對一個小小小朋友，唱《一隻鳥兒叫啾啾》，不會覺得太悲涼了嗎？

小時候，我喜歡偷聽廣播電台。我一直以為廣播電台中放的歌，是請流行歌手到「空中」現場演唱（而且因為這兩個字，我以為電台都是架設在很高的山上），然後唱完請別的歌手進來唱。稍微長大一點，我就明白，把錄音帶上的小孔塞入衛生紙團，我就可以重新錄音，然後選擇電台中喜歡的歌。


那個時候很有趣喔！我記得小學四年紀的前後，我錄了以下歌曲：七匹狼的《永遠不回頭》、王傑的《我要向太陽怒吼》（現在想起來這歌名很白痴）、瘐澄慶的《管不住自己》、張雨生的《想念我》、周治平的《青梅竹馬》、小虎隊的《青蘋果樂園》、郭富城的《我想偷偷對你說我愛你》、草蜢隊的《限時專送ＡＢＣ》、劉德華《如果你是我的傳說》（這歌名現在看來實在是糟糕透了XDXDXD）、黃韻玲的《藍色啤酒海》、還有張國榮的《路隨人茫茫》（讓我哭的一蹋糊塗的倩女幽魂主題曲）。啊！天啊，現在打到這個歌名，我又發抖的想起我的童年時光。

同時期，我還非常喜歡一類歌曲，但是我在小學偷聽《台北之音》的時候，還有國中聽光禹的節目時，都比較少聽到，那就是以前流行過的校園民歌啦。我記得我第一次親臨現場聽民歌，是跟小禿在放學後，從建中走到中山堂。我記得我親耳聽到鄭怡唱起：「再唱一段唐山謠」，眼淚就西哩嘩啦流下來。我記得還有王海玲的《忘了我是誰》、齊豫的《橄欖樹》、潘越雲的《天天天籃》、黃大城的《曠野寄情》、施孝榮的《拜訪春天》…。啊，害的我那幾年，我不斷的追尋民歌演唱會，那也是我童年時在許多場合，偶然聽到的聲音。但是對一個小學生，還有過過三年苦悶私立國中生活的高中生來說，不會特別想去找這些「老歌」，但當聽到這些聲音的時候，真是宛若天籟、撼動我心裡沉睡的記憶。

當然，那時候我也不免花痴過，我超喜歡唱《Lemon Tree》時候的蘇慧倫，還偷偷跑去買她的專輯，哈！然後我高中班上的一個同學（揪霸），會去買徐懷鈺的專輯，本班有些徐懷鈺派的成員（不是我），當我翹課跑去這位同學的宿舍睡覺的時候，他就會放這專輯給我聽。靠！有時候放完徐懷鈺的《妙妙妙》，就放張雨生的《口是心非》，這落差未免也太大了些…。


高中很迷民歌。到了大學，基於某種「應該要聽成熟情歌」的自以為是心態，同時也是Ｑ的偶然引薦，開始聽陳昇的歌，一首接一首，以前的陳昇還真是他馬的天才啊！另外，那時候的伍佰，在《樹枝孤鳥》已走過生涯創作高點，我就開始回頭聽更早以前的歌曲，同時進場的還有陳明章、金門王與李炳輝、羅大佑、蘇芮、蔡振南、林強…。喔！那時候真是被「亂彈」嚇到了，曇花一現的兩張專輯，我是從第二張裡的《走馬燈》開始著迷，但回頭聽第一張《良心》，整張的編曲素質與阿翔的歌喉，真是令人驚艷的恐怖！可惜這個樂團已經差不多解散光了。


我之外，我的朋友，從高中到大學，也喜歡在失戀的時候，打電話給我，藉由唱歌來使我理解他的心情（現在想起來，女生打來還好，男生打來唱歌一晚真的很奇怪）。比方說，我高中的時候，一個社團死黨，我還記得地點是在建中資源大樓的二樓，他對我唱《吻別》，還跟我說該張專輯一到五首歌都是他的心情，嗯。還有，我也不要說是哪位仁兄啦，大學的時候失戀，打電話對我來唱五月天的《擁抱》，欸欸欸，這首歌好像跟失戀無關，而且應該是當時的同志國國歌吧…。

我媽後來也習慣了。他兒子經常在三更半夜，有時候對著話筒，要不是對方唱歌給他聽，要不是他唱歌給對方聽。幹，我還記得高中合唱比賽的時候，班上的負責人姚鼐要我合唱的時候閉嘴。然後我記得第一次談戀愛的時候，在某個海邊，我想唱天天天藍，那女孩跟我說：欸，你別唱了，我來唱吧。可惡，但是在我努力不懈的修煉下，現在，我的歌聲，已經算是這個國家的藝術資產了吧！


說起唱歌，真是好多回憶。前幾年，那種車窗可以打開的平快車，還沒有從十課表上近乎絕種的時候，我們幾個好友去花蓮玩，總是會佔據車廂一角，打開窗戶，然後高高興興的大聲唱歌。反正平快車的內外噪音很大，然後過北迴線的幾個隧道時又煙塵過多。沒有乘客會真的注意到我們的歌唱，平快車就維持了一個小小的可愛角落，讓我們這些年輕人，快快樂樂來到花蓮。

所以，在地圖上，我有屬於海邊的歌曲、屬於山上的歌曲、屬於台北某個街腳的歌曲、屬於某個人失戀那晚的歌曲、屬於某個男孩的歌曲、屬於某個女孩的歌曲、甚至屬於不快樂回憶的歌曲。這些過去的行腳與聲音，就這樣一點一滴的、刻在我養育出的習慣之中。直到現在，我還保留了這些習慣，無論是快樂或悲傷，當感覺來的時候，就在路上唱起歌來。


前幾天，我朋友心情沉重的時候，我教他重唱《紅蜻蜓》，大家唱的開心，他的心情也就好轉起來。想想，童年的時候真快樂，無比單純，幾乎沒有現在那樣多複雜的煩惱，也沒有必要忍受一些陰陽怪氣的他人脾氣。那個時代的聲音，這的確是屬於某個世代的人們所記憶著。現在或許也有年輕朋友，有天會喜歡我童年時聽過的那些歌曲，但確實，當他們聽的時候，裡頭的某種共享滋味，是很難為那些不同時空聽聞的朋友所感受。

怎麼辦，我到現在，還是不覺得在路上唱起歌有什麼奇怪？剛剛跟老頭去師大夜市買水果，後面跟著智偉與品汶，我還是有唱歌，我好像每天走路都會這樣唱歌。想起來，慶幸自己好像還有些不變的部份。

再思：白色牆角的另一面

吳石案的聶曦，在槍決前拍的照片。這張照片，不同於五零年代白色恐怖檔案中都會有的槍決前－後檔案照片，而是由記者拍攝。記者拍攝之後，登於當時的報紙上，作為殺雞儆猴之用。等到約十年前，才又由有心人士整理、公佈出來。


最近好久沒有放鬆，今晚喝了點酒，興致盎然，所以決定打開電腦，趁思緒還在奔騰的時候，在深夜，寫下一點最近咀嚼的感受與思慮。

唉呀，這段時間裏面，我幾乎沒有在這兒發表文章。倒不是因為我過得不好（實際上過得非常好），而是因為最近的生活忙碌、因此頭腦與心底，都飽滿著許多未消化、未咀嚼、卻又不斷刺激自己的感受。無論是尋常的平日生活、或是在房間裡頭的閱讀思索，每個片段裡頭，我都獲得了過多的快樂與充實。所以，我沒辦法好好寫文章，大概是因為消化不良，又一直沒有好好沉澱的空檔。

這幾天，見了幾位朋友，有過幾段收穫甚多的對話，我開始有一種言猶未竟的感覺。這種感覺，讓我想要趁著今晚，試著寫下這段時間的生活感受。


今天晚上，剛去長春戲院看完「愛在波蘭戰火時（KATYN）」。電影的情節，我倒沒有想在這邊寫的太多，這應該留給各位朋友自己去看。但結尾的那段畫面，那些波蘭人民睜大眼睛、或是貌似鎮定，聽子彈由後腦勺穿過的情節，讓又讓我想起這段時間的一些見聞。當然，我很清楚，隨意的接連、比擬，是非常廉價的事情，而我這邊要做的不過是聯想。

這段時間，我們在有意無意之間，看過那麼多白色恐怖時被槍決者的照片，無論是生前死後，都在腦海中不自覺的烙下一層層記憶。每次想到這邊，我就會想起易澄說的那段話：這些知道自己要幹什麼的人，就這樣死去了；而我們這些現在還不知道要幹什麼的人，卻在這邊整理他們的東西。我常在想，這些受難前輩，若在死前知道「自己究竟要幹些什麼」？那麼，在那個年代裡面，面對著這樣或那樣的劇烈變化，究竟當時他們心中所嚮往，究竟是通往哪邊的一條條道路？

說起「知道自己究竟要幹些什麼」，又讓我想起談論白色恐怖時，有些朋友會提起的「另一種」典型描述：一連串的假案、錯案、冤案，造成廣大人民的莫大冤屈與恐慌。所以說起白色恐怖，幾乎可以說是長達三十八年的台灣人民冤屈史。


我常在想，不知道有沒有朋友注意過？在前面那種、與後面這種對白色恐怖的描述裡，經常隱藏著一種莫名的「違和感」。前者指出，那些投身與國家對抗，最後不幸失敗、命喪槍口的受難者，其實是有著明確與勇敢的意圖，而終於葬身在國家暴力之下的先行者。至於後面一種敘事，卻幾乎認為白色恐怖就是一連串國民黨政府的無端構陷，使得許多原本沒有政治意圖、沒有政治看法的「良民」，莫名奇妙落入煉獄的悲劇時代。當然，我知道，這兩種說法不見得矛盾、針鋒相對，但裡面的一些微妙違和，我卻希望在這邊用放大鏡抓出來，然後細細訴說。


話頭轉向這陣子的一連串經歷。總之，我們現在聚集了一定人數的夥伴，與一群年長與年輕的朋友，繼續投身到相關歷史的口述中。大概是近幾個月的時間吧？一個讓我們驚訝的現象，慢慢出現。我們拜訪十年前也做過口述訪談的受難者，接受新一次訪談的過程中，或許因為時代氣氛的轉變、或許因為對話脈絡的差異，竟然使受難者敘述自己的案情、遭遇時，對我們說出許多以前不曾坦言的事情，甚至是五、六十年來，都未曾對任何人訴說的秘密。

比方說，面對四零年代末到五零年代初，台灣人或本省人最具影響力的「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來說，這可能是歷來學術與民間研究、探訪者，聚集最多心力的訪談題材。好比，早在十年前，台灣第一次展開較具規模的相關訪談計畫時，大部分的篇幅，就是集中在相關支部與外圍組織案件的訪談中。

在訪談中，我們可以注意到一個現象：受難者對於那些悲劇的起因，常常是以「借閱左翼書籍」、「組成讀書會」、「認識一個不知其為共黨的親友」、甚至就是以完全「莫名奇妙」的方式，來陳述自己捲入案件的根源。這種說法非常普遍，而且也構築了台灣社會中，理解白色恐怖輪廓的一派主要觀點：白色恐怖就是一系列的濫捕、濫抓，然後無端將善良百姓以死刑、長期囚禁的時代。

確實，我也認同這樣的「輪廓」好一陣子。但是，最近讓我感受衝擊的其中一項遭遇是：許多早期用前述的「冤屈」說法，敘述自己沉重遭遇的長輩，卻開始在與年輕人接觸的過程中，坦言自己曾經投身反抗，甚至正式加入組織的秘密。我希望各位朋友不要誤會，長輩在訴說這些故事時，不是用一種意氣風發、英雄主義式的姿態在進行闡述。我們更常看見的狀況，是受難前輩猶豫許久，最後流著淚水，決定把這個連家人都不知道的秘密陳述出來。


面對塵封了五、六十年的記憶黑盒，剎那間的開啟，坦白說，有時候讓我們這些後生小輩先感到驚駭。為什麼埋藏在心底這麼多年的秘密，面對特務逮捕時不說、面對刑求時不說、面對漫長刑期時不說、最後面對等待歸家的親人時也無法開口，卻在風燭殘年的時候，願意對我們這些後生小輩，細細道來？同時，在面對受難者「其實有參加組織」的衝擊時，我們又該怎麼重新理解，受難者對於白色恐怖遭遇的理解，乃至於我們對於這段時期的理解？

目前為止，我一點剛成形的想法如下：恐怕，無論對於訪談者，或是對於更廣泛的社會大眾來說，這些長輩不見得願意開口說出這些故事，不見得（只）是因為單純的恐懼，恐怕還有更多「不被理解」的困境存在。反過來說，我的意思是，對於許多投身訪談工作的朋友來說，雖然在意志與心態上，常希望抱持著「儘可能理解長輩生命經驗」的充沛善意，但光是仰賴這種善意，卻不見得能形成通暢理解、對話的完善基礎。


關於訪談的方法與態度問題，我在這邊一點也不想多提。可是，這幾個月來，對我而言，最大的衝擊，恐怕就是我至少要重新評估「五零」年代白色恐怖的一些場景。過去認為是濫捕、濫抓、而使大量人民受冤的說法，的的確確充分瞄寫出那段時期的部份場景。

但是，絕不是像一些台灣史論述，認為「二二八之後，台灣精英就掃蕩一空，從此臺灣人民恐懼失聲一段時間，而國民黨政府也享有一段最安穩無虞的統治歲月，直到『自由中國』的雷震等人陸續蜂起」。在二二八事件後，台灣社會的反抗力量從未完全消失。無論是學生發起的四六事件、或是投身到與中國共產黨結盟的省工委會組織、乃至於少部分人開始謀畫的台灣獨立路線，這都說明了：對於這段時間的台灣社會來說，絕不是全然禁聲、無所為，而是有許多在道德與行動上，都願意面對困頓時局的許多人民。

所以，故事的圖像，除卻那種「邪惡與殘忍的特務」與「無辜而善良的人民」的二元對立外，面對其他一些案件，情況可能又比上面的描述更複雜些：有深知人性弱點與勾引相互出賣的特務、有在槍桿子下始終不改職志的反抗者、但也有決定背叛求生的出賣者，當然還有更多以各種方向，進出這些故事的參與者們。

或是，容我我換個方式說：別把國民黨那群歷經中日戰爭與國共會戰的軍統、中統老特務們看扁，這些老練毒辣的國民黨特務，在倉皇流亡的過程中，仍然保有相當敏銳的嗅覺，能清楚的識別自己的敵人究竟在哪邊。所以，除了部份保留那種「捲入許多無辜人民」的圖像外，我們也應該注意到，必須去理解五零年代白色恐怖的另一個側面：這是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在台灣競逐人民支持的一場戰爭延續，以及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是台灣人民在面對後二二八局勢時，去採取政治行動時的血腥肉搏。

血腥的肉搏，那就是真正的彼此交鋒。國民黨幾乎壟斷了台灣的政軍資源，台灣人民則試圖以各種方式對抗暴虐的政府。最後，在傾特務系統全力阻斷，與反抗組織高層紛紛出賣的情況下，使得一大批台灣人民，魂斷刑場、或是囚禁在恐怖的黑牢中。

我認為，至少對五零年代白色恐怖的其中一些側面，抱持這樣的態度，會對相關的訪談工作有些幫助。畢竟，最近的遭遇中，前後已有好多位長輩，給過我們這樣的機會，讓我們這些年輕後輩，有機會聆聽他們年輕時的生命故事。我們甚至看見在過去訪談中，聲稱全是冤枉的案件，這些努力活到今天的受難者，紛紛開始打開心房，向我們坦言當年的往事，以及加入組織的心路歷程。


另外，也很特殊的另一個現象是：在過去的白色恐怖相關探索中，面對一九五零到六零年代，數量甚至佔到三、四成比例的外省籍軍中案件，始終鮮少見到相關訪談與討論。最近的造訪裡，我們先後拜訪了二、三十位長輩。一個讓我們驚訝的現象是：這十數個案件中，幾乎每個案件，面對被槍決或還活著的人，判決書上所陳述的「事實」，雖然遭受到國民到軍法官的扭曲詮釋，把所有的案情都說成「意圖顛覆政府」，但並非所有的判決書陳述都是捏造。我們可以看到：軍人投稿「自由中國」批評時政、決心以手榴彈或槍砲暗殺蔣介石、或在軍中直接發展武裝叛變組織。這真讓我感到驚訝：首先，我難以理解一九五零年代隨國民黨政府來台的這些外省軍人在想些什麼？還有，怎麼會用這種思維、用這種手段，去反抗國民黨政府來台的施政？

訪談的時候，我們做了一點小嘗試。在開始訪談的時候，我們花了一兩次的時間，先請受難者從來台以前，在中國故鄉的成長歷程說起。這樣，能讓我們比較理解，在一九二零到四零年代的中國大陸，許多受難前輩的成長，是面對國民黨、共產黨、各地軍閥、滿洲國、日本人、乃至於各種土豪勢力競逐政治認同、抑或難以形成穩固認同的社會環境。同時，無論出於自願或非自願，投身軍旅的過程中，面對國民黨在中日戰爭、國共會戰的一連串走勢，心中的價值判斷與意向，也逐漸在這樣的軌跡中養育出來。

試想：面對與日本帝國的八年戰爭，又面對國民黨與共產黨緊接的內戰，在國民黨四百萬大軍，竟然敗在共產黨不到百萬人軍隊的局勢下，加上在中國各地輾轉逃亡的過程。這些軍人，在一九四五到一九四九年間流亡到台灣時，難道不會對國民黨政府或蔣介石的政治判斷與作為，毫無一絲絲怨言？亦或是，在同樣屬於中華民族的認同框架下，究竟要支持中國共產黨或國民黨，難道就不是一個可能重作抉擇的問題？在訪談過程中，我們慢慢的體會到，若從這樣的理路來看，當時的軍中案件如此之多，也不是什麼奇特的事情。

如果說，戰後初期的台灣人，透過閱讀社會主義與左翼書籍，去理解共產主義或其他政治思想。那麼，對於走過長久戰爭的外省人來說，則是在血淋淋的戰爭經驗中，去認識國民黨與共產黨。


當然，說國民黨政府來到台灣後，系統性的佔據了軍公教體系，並且以省籍區分的制度設計，以高壓、專制的手段統治台灣社會。那麼，在本省人，以及外省人之中，都不乏見到有行動者，基於不同的思想理路、動機、願景，以各自殊異的手法，挑戰國民黨政府在台樹立的權威。當然，正也因為彼此的心思各異，我想在這段期間內，無論是外省人面對本省人，或是本省人面對外省人，都很難意識到彼此謀畫的存在，彼此的謀畫實際上也難以巧合。但無論如何，要理解一九四五年後國民黨政府在台灣的政權鞏固，統治集團不只要面對鎮壓、剷除本地既有居民的反抗力量，也同樣必須對數以百萬計的流亡者進行整肅：其中，捲入了許多無辜受害的百姓，但也同時與實際存在的反抗力量針鋒相對過。最後，失敗者捲入了刑場或大牢，這也就是五零年代白色恐怖開端的實際樣貌。


或許，為了某種平衡，我必須要在這邊再次聲明此一原則：白色恐怖時期，捲入了許多的無辜受難者。

但是，我也要為上面的第一原則，加上第二條但書：絕對不要忽略掉，在理解這段歷史時，也會面對到大批懷有政治意圖，並以各種途徑反抗的行動者。我個人私心認為，這種情況，又以一九五零年代為多。


我相信，十年前做相關訪談的時候，由於當時流傳「戒嚴時期不當審判補償」不賠真有共黨黨籍、或實際從事「叛亂」事業者，使許多受難者採取保留姿態，來面對前來訪問的朋友。我也相信，在具有一定事實基礎的意義上，我們不斷譴責白色恐怖時期的濫捕、濫抓，是對專制政體的一項有力控訴。但是，若我們的目的不僅止於此，也就是不希望對歷史的一種探求，最後成為一種部分偏離歷史的僵化控訴：那麼，懷抱著一種更謹慎的心思，在現在的局勢中展開訪談，會是更為理想的態度。

如果，這些前輩們，曾經為著某種「確實知道」的信念而死，那麼，我們這些後輩的任務，就是要把這些信念儘可能挖掘出來。

梅濟民，與他的「北大荒」

郝柏義的畫作《北大荒》


天剛亮，我就寫寫他的故事吧。這段時間，我在訪談的過程，除了想了解長輩走過的人生路，同時，我也想為那些死去的、來不及開口的受難者作傳。即使，這些傳記是經由他人的一手、二手詮釋，一點一低的勉強拼驟出來，自然有失色與失真的成分。但究竟，在國家暴力下生命的消逝，正意味當事者永遠無法為自己開口的亙古寂寞。那麼，我這樣的作法，或許也可以視為是眾多不完美中，比較能接受的作法了。

梅濟民，許多朋友都曾經讀過他的書。無論是《北大荒》、《哈爾濱之春》、《長白山夜話》，恐怕是許多朋友，說到戰後外省籍作家書寫中國東北的景緻時，首先想到的幾本作品。自然，包括我自己在內，在長久的一段時間裡，我一直以為梅濟民寫的書，正是戰後外省作家典型的流亡、鄉愁文學。加上他的作者又經常自稱為梅濟民「教授」，更讓我聯想到那種坐在書齋，滿口古文經典、然後一群老者窩在室內緬懷京華煙雲的垂老形象。

後來，我開始查詢關於他的身分，才發覺在七零年代以前，這一位「教授」似乎不是國內大專院校任職過的教授。我越來越疑惑他的身分，然後大約在去年，我才驚覺到，這位教授不是什麼背景，而是貨真價值的白色恐怖受難者。他的案件是五零年代數量龐雜的外省軍案之一，即發生於一九五零年代的空軍四四一六部隊趙星吾等叛亂案。這案件只有他與另一位受難者，案首趙星吾槍決身亡，就剩下梅濟民漫漫的在牢中消逝青春。更讓我驚訝的，是他正是傳說中那種「因為沒有保人而無法離開的外省政治犯」，他在一九五零年代，宣判七年有期徒刑，卻足足在牢裡頭待了二十年的歲月，他從安坑軍人監獄、綠島新生訓導處，一路關到綠洲山莊為止。


國內有位作家鄭鴻生，在寫完哲學系事件回憶的《青春之歌》後，又寫了一篇以綠島當兵生涯為題材的《荒島遺事》，這本書以當年的日記為素材，寫了一段頗為精采的青春回想敘事。在這裡面，他提到了一生苦厄多災的柯旗化，也同樣寫到了撰寫《北大荒》的梅濟民。根據鄭鴻生的書中記載，他是一九七三年入伍來到綠島，當時梅濟民在綠洲山莊的圖書館服務，這也是他在白色恐怖監牢要第二十個年頭了。當年的鄭鴻生，用親身受過白色恐怖的一些震盪，卻又不曾完全認識這段歷史的眼光，發現了梅濟民的身影。也因此，光是閱讀這本書，還是很難讓我進一步了解梅濟民。

實際上，在半年多以前的時間，我還不斷想藉由閱讀梅濟民的文字，去思考到底這些作品成書的年代是什麼時候。在《北大荒》某一個版本的前言，他說到自己當初會寫下這本書，主要是因為：幾年前，自己還在太平洋上的一個小島，經常會感覺到鬱悶，不知道自己為何來到這樣的地方，經常望著大海留著淚。有一天，他決定開始提筆寫下自己的故鄉。我想，若不理解其生命經驗，或許會把他說的小島誤讀成台灣。但看來，這本作品，應該是他在綠島的時候寫下。就不知是指綠島的新生訓導處時期（勞動農莊的開放式生活管理）？亦或是綠洲山莊時期（現代監獄形式）？


前幾天，我終於拜訪到一位曾經跟他同房的難友。原來，早在一九五零年代，大家都還關在安坑軍人監獄的時候，梅濟民就開始書寫他的故鄉，他的前兩、三本小說應該都是這時候寫下雛型。當時，安坑軍人監獄的生活環境大概是這樣：如果不是擔任外役工作，那麼，一間房間裡頭大概擠滿了三十個人（五零年代白色恐怖高峰時期的狀況），你就在裡面待上整天。然後，睡覺的時候，彼此幾乎是身體貼著身體側臥，地板沒有任何一點空隙留下來。一位長輩說，最初的地板是水泥地板，因此全身流下的油，會讓睡在牢房的地板格外難受。後來有人發了善心，在地上鋪了木板，才讓環境舒服一點。

最初，安坑軍人監獄並不開放寫稿。等到開始開放寫稿，讓牢裡的受難者可以投稿去中央日報，好讓外省籍或沒有家人接濟的本省籍受難者可以賺點生活費，那時候，原本安靜的梅劑民才展露他的才華，開始書寫大批的文章，而且被報紙屢屢採用。聽到這一段，我才恍然大悟：原來梅濟民最初的作品，不是面對大學教授的書齋，也不是面對綠島的湛藍大海寫出。不是海水，而是滿地油膩的汗水與淚水，他開始在灰暗的房間，書寫他閉上眼睛才能看見的故鄉。

梅濟民被捕前，其實是空軍的地勤機械師。換言之，他不是靠搖筆桿維生，也不是什麼名師培養的寫手。不過到了軍人監獄之後，確實要靠書寫一些文字維生，否則一個在台灣無親無故的外省人，因為缺乏資助而瘋狂、自殺，亦或是成為與監獄管理者合作監視的抓耙仔，這種故事實在太多，也讓人感到嘆息。或許有朋友會問，監獄裡頭為什麼需要錢？其實，從收押開始，一直到幾個關人的地方，裡頭都有提著藍子在牢房外巡邏叫賣的小攤販，比方上午登記，下午就拿你需要的貨品給你。又或是像新生訓導處，受難者被派去養豬，但是要殺自己養的豬、吃自己生產的豬肉時，還必須繳錢給獄方。總之，搖筆桿是必要，像他這種外省小兵抓進來，又沒有善心的本省難友資助，大概也沒什麼別的辦法掙錢。但是，又進一步說，或許寫作是必要，但寫作時以自己的家鄉為題材，卻又有遠大於生計之外的意義。


那位說故事的長輩告訴我，《北大荒》與《哈爾濱之春》剛寫出來的時候，他在監獄裡頭親眼讀過手稿，是梅濟民捧著稿子要他給點意見。梅劑民，寫作時總是安安靜靜，蜷身在牢房的一侷書寫。平常，他是個甚少出聲交談的人，賺下來的錢，用非常儉樸的方式運用。不過他對於難友也非常友善，比方這位說故事的長輩，他永遠記得有個底部破了洞的鋁杯，梅濟民就買了點材料，幫這個長輩把杯子補起來。在那樣的環境，這樣一點小舉動，就可以讓難友終身難忘。

但是，似乎也因為在監獄裡頭的行事風格，在難友的口述中，梅濟民並不是會經常提及的活躍人物。有別於他的這本作品在一九七零年代出版後，短期內在社會上幾次再版的轟動，我請教同樣從白色恐怖監牢歸來的長輩，要大家回想，卻發現許多受難者，只是或隱或現的對這個老同學有印象，但卻又說不出特別的故事。實際上，梅濟民出獄以後，並沒有完全掩藏他的受難者身分，他甚至寫過一套四冊的《火燒島戀曲》，以小說與黑色羅曼史的方式，去詮釋他在綠島歲月的所見所聞。可是，如同他在難友中的記憶一樣，在他的作品裡面，這四本小說的名氣，同樣沒有他的成名作那樣響亮。

我後來有機會看到一份受難者間的通訊錄。我注意到，這份寫於九零年代的通訊錄，上面大多已開始註記受難者的地址與電話。但唯有梅濟民，只留了通訊信箱給大家。或許是因為他七零年代出獄後，作品聲名大噪，因此他想避免無謂的紛擾。但也可能是因為，他想要維持先前被國家壓榨到寧靜的生活方式。還有一種說法，雖他晚年的思緒與精神比較紛亂，因此沒有大多精神，接待那些拜訪的客人。無論如何，正因為這樣的緣故，我始終沒辦法連絡到他的後人，據說他後繼有人，是一位女孩兒。沒過幾年，他就死了。


前幾週，我跟一位故鄉在遼寧的長輩開玩笑，說：你故鄉在那麼冷的地方，卻在那麼熱的海島坐牢。這自然是對逝去昏暗歲月的一種無奈調侃。但那時，我心裡頭卻浮現「梅濟民」這個名字，這個故鄉遠在哈爾濱的苦難靈魂。我始終不知道他的容貌，想像中應該是留著白色鬍子的老者。又感覺「梅」這個字，意味他生在比較寒冷的地方。但這些終究是幻想。聽說，他幾年前過世的時候，只安安靜靜的發出一點帖子給老朋友，請大家來見他最後一面。而我在網路上查詢，竟然看到有網友說，一直要到收到他告別式的消息，才知道梅濟民確有其人，不是個化名，也不是個虛構人物。

我這個故事說的極不完整，根本只是個零碎的開始。但是，我慢慢開始讓自己去想像，在黑暗的軍人監獄牢房、或是在那肌膚被日光焚燒的火燒島三峰岩下，梅濟民究竟是用什麼樣的心情，在高溫與狹小的空間裡，去寫他那飄著雪花與白色的故鄉北大荒。如果蔡瑞月的舞蹈帶著一種自我救贖，一種能夠在苦難中凝滯他人時光的魅力；我不敢說梅濟民的作品是不是有這種效果，但是在牢房裡頭，想像我眼前的幾位垂垂老者，曾經傳遞他剛寫好的作品，然後贊譽他把北大荒寫的夠美、甚至於太美。那麼也就可以想像，是在飄著汗味的悶熱空氣裡，書寫、閱讀著文字，去想像一個在地球上確確實實存在，但現實中卻又確確實實不可能抵達的烏托邦。家園變成烏托邦，監獄則變成最妖異效果的恐怖空間。在這種夾縫中，那樣的文字才一點一滴、一點一滴的寫了出來。

如果有人抱怨，梅濟民把中國東北寫的太美、太夢幻，我想寫到這裡，應該也是可以理解、接受的事情。畢竟白色恐怖的監牢太醜，太恐怖。而只有在文字的世界裡，那種顛倒式的再現，才可能成為滴落在乾閣舌尖上的幻想之泉。說完了這一段，我還會繼續找尋他的故事。

大推薦：張作驥新作「蝴蝶」

這當然是「蝴蝶」的電影劇照，絕色影城只剩四天 ，請大家把握機會哪。


張作驥的「蝴蝶」，是我今年看過最好看的電影。

之前看到了某些影評，說這部片是談論族群關係（真是鬼扯）；其他一些影評，說這部片是描寫台灣黑幫逞凶鬥狠的影片，還稱張作驥是什麼「台灣的北野武」。我真想說，你們弄錯啦。這部電影若只是談這些東西，張作驥的作品會顯得輕薄許多。

在進戲院的前一天，我還跟老頭聊天。我說，他這幾年的作品中，總有一個腳色，好像困在一個未曾真正進去、也無法真正離開的地方。所以「美麗時光」裡，眷村外的大排水溝是脫離現實的出口；「黑暗之光」中，死於港口的男主角也一直在這種困境裡。至於「蝴蝶」，這樣的主題更是躍至主線，在首尾都出現的那句「歡喜的來，歡喜的走」，原本就是個奢求。至於黑幫情節，恐怕只是這種生命困境的一種隱喻：死結在出生之前就套上了，拿不起，也放不下，若要真正面對，恐怕只有衝突一途。


以下，是一段簡短的觀影心得，不想打攪看片興致的朋友可以跳過。

簡單回顧一下故事背景：南方澳，日治時期有過移民村，主角父親是當時日本移民夫婦的第二代，主角母親是來自蘭嶼的原住民。父親在他小時候就離開身邊，母親曾帶他回蘭嶼度過童年時光（因此小時候主角用的是蘭嶼名）。但絕非是在描述歷史事件的電影，都不是他想關照的主題。好比說，就像這片子裡出現的蘭嶼，是我看過所有電影中最讓我陌生的詮釋方式：雖然時空如此熟悉，甚至電影裡的那個蘭嶼男人是我朋友。但這兒，蘭嶼也只是一種隱喻，隱喻一段失去又不被任何人記得的成長記憶（或一個沒有人記得他的地方，如開頭與結尾的口白），並在生命的源頭就打起了結，必須放在一哲的生命軌跡中才能理解。

蝴蝶，一哲對於蝴蝶的理解，是來自於母親的故鄉蘭嶼的說法。一哲自小喜歡那條有蝴蝶飛舞的遊樂園步道，那是父親帶著走過的道路，也是母親尋得他的地方。但是，一哲心中的蝴蝶，卻在父親離開後，逐漸稀疏，卻又未曾真正消失。在成長的過程裏，無論是因為父母而背起的恩怨鎖鏈（身分／親情／幫派），或是弟弟因出身（被罵「番仔」）而犯下的傷害罪，一哲都只有義無反顧的揹起。所以，打從他落土以來，從來就不是「快活的來」。在小時候，當父親決議離開一哲的故鄉，而前往異鄉二十年（但那是父親真正的故鄉），一哲心中的蝴蝶就越來越少、越來越模糊。

所以，唯有在一哲終於忍不住殺了父親，也殺了父親的仇家，把死結兩頭的麻線都斬斷時，他流著血，恍惚走回竹林裡那座荒廢的遊樂園，才再看見滿天似幻更真的蝴蝶飛舞。彷彿，上一代緊緊綁在他身上的不快活，那些枷鎖，終於用自己的手，激烈的全數斬斷，因此在生命的最盡頭，那個童年的美麗時光，才以如此的方式走回心中。

一哲槍殺父親那一幕，我在電影院裡頭不住落了淚。倒不是感嘆什麼親情倫理大悲劇，也不是惋惜族群問題的悲哀（這種解讀讓我傻眼）。而是，一哲與自己的弟弟不同，他不願順從父親，也不願意聽父親說那些「聽不懂的話」（日語），他希望的是父親能「真正回來」。當父子關係最緊繃的剎那，父親終於用自己「聽得懂的話」（台語）開口時，他聽見的不是渴望的擁抱，而是比什麼都還遙遠的距離。所以，開槍是因為絕望。也因此，族群／性別／文化差距，在這裏都只是背景，卻不是重點。電影想刻畫的是一種「以人為度」的視角，是在一哲的生命軌跡裡，揉合不同世代的眾多元素，形成緊緊綁縛在身上的枷鎖，緊密的，讓一個生命近乎窒息而無從選擇。

所以，南方澳，這個一哲的美麗故鄉，其實同樣是進不來，也回不去的地方。這次張作驥沒有選擇「黑暗之光」與「美麗時光」裡出現過的處理方式，用些許魔幻的手法去指向一條似乎離開現實的現實之路。他也沒有在幾個可能作為結尾的地方打住，譬如一哲死於滿天蝴蝶的竹林、或環顧南方澳並重讀開頭口白的長鏡頭。張作驥選擇的結尾，是在陰鬱而寂寞的南方澳海岸線，跳著傀儡戲，然後請傀儡將死去的人們招回故鄉。這裡又浮現我說的那條線：雖然一哲的肉身死於自己的故鄉，但招魂卻是從眺望異鄉的海邊招回。或許，唯有死亡之後，一哲才能真正回到他「美麗的故鄉」，痛苦而解放的離開，然後快活的走。


在電影院，看完這部電影，我忍不住為張作驥鼓掌。我想，曾經看過張作驥其他作品的朋友，應該都感受到這部電影的明顯改變。我覺得他真是勇敢，許多創作者當走紅後，就越來越不敢離開那些大眾鼓掌最力的風格、路線，於是之後的作品就越來越相近，甚至失卻了最初時，那種義無反顧的勇氣與想像力。勇氣早隨眾人的目光化為烏有了。

但這部片並沒有落入這種巢窠。無論是運鏡與構圖的成熟度，或是開頭─中段─結尾時敘事厚度的安排，及那些「張作驥式」如夢如真的經典結尾，在這部電影裡幾乎都有著截然不同的展現。隔了五年，在拍片資源與創作環境不利的情況下，張作驥仍不虧是我在台灣最期待的一位電影創作者。

在這部電影裡，有太多我原本熟悉的元素：南方澳、蘭嶼、蝴蝶、蛇、螢火蟲、漁港、傀儡戲與北管樂。但是放在張作驥的電影裡面，沒有一道元素是以落俗套的方式呈現出來。這是一段新的故事，是張作驥自己說的影像敘事。我很高興他會有如此表現，但也深深擔心這部缺乏宣傳費的電影，會落得什麼票房。之前，他拍的「忠仔」、「黑暗之光」、「美麗時光」，都是曾獲得眾多好評的電影。但這部電影，竟然連許多支持張作驥的朋友，都沒有察覺已經上映的消息。所以我一方面讚賞他的表現，一方面卻又擔心這部電影的收支平衡。

無論如何，各位朋友若有興趣，可以到電影院看看這部優秀作品「蝴蝶」。

化作千風：寫給許昭榮，與他的遺願

化作千風，是在追思會的最後，送給許昭榮夫人的歌曲。歌詞說：請別在墓前的屍身哭泣，靈魂不在那裡，而是化作千風，環抱著這片土地。


上個星期六，我參加了在鳳山教會舉辦的許昭榮先生追思會。在追思會的尾聲，當台上的女士緩緩以《千の風》的歌聲送行時，原本寂靜的四座，漸漸傳出長輩們以日文低吟的歌聲。剎那間，我心臟一陣悸動，察覺到一種長久隱匿，卻始終未消失的世代記憶正緩緩吟詠。

將時間稍稍往前推：從左營前往鳳山的火車途中，我也遇到了前來致意的曹欽榮先生一行長輩。他說，對今天的台灣社會來說，許昭榮先生之所以自焚的理由，恐怕沒有多少人能夠真正理解。

時間再稍稍往前推：幾天前，在許昭榮先生剛傳來自焚消息的時候，網路上出現了許多轉載與評論的文章。許多朋友約略聽說，許先生是為興建紀念台籍老兵的公園自焚，而比較激動的朋友，甚至開始譴責政黨的莫視與不仁，並感嘆前兩個世代的許多記憶，仍處在失聲狀態。但仔細閱讀這些文章，卻大多把台籍老兵所指涉的對象，與日治時期的台籍日本兵混做一談。雖然原本充滿善意，但不免還是要讓人感嘆：許昭榮先生努力想說、想做、想再現的過往，至今還是歷史中隱而不顯的一段過去。


簡言之，所謂臺籍老兵，是指國民黨政府於一九四五年接收台灣時，曾以不正當的方式抓兵，將一萬五千名左右的台灣人，送去對岸國共內戰的戰場上征戰。隨一九四九年戰爭局勢底定，雖然國民黨政府整個遷來台灣，但那些可憐的台灣兵，卻滯留在異鄉，長達數十年之久。

或許你初次聽聞這些故事的感覺，會跟我的感受會有些類似，這樣的故事竟有些類似許多外省老兵來台故事的翻版：國民黨以惡劣的方式在中國各地抓兵徵丁，子代父、兄代弟的情況不勝枚舉。然後隨國民黨與共產黨的長久對峙，許多外省籍老兵就住在台灣幾十年，無法歸鄉，成家立業，最後死在台灣。只不過，歷史的弔詭處在於：國民黨同樣的抓兵手法，彷彿創造了一組相對映的鏡子，使原本居住於中國與台灣兩地的一群人民，都嘗到這種痛徹心肺的分離之苦。

不過，兩者之間還是存在著一些差距。首先，就鄉愁的訴說而言，雖然在威權體制未鬆動的年代，國民黨政府透過義務教育與大眾傳媒等機制，不斷複誦外省精英版本的鄉愁敘事與神話，並隱匿因抓兵來台之外省兵的悲慘遭遇。但當威權體制鬆動，並開放老兵返鄉探親後，昔日受壓制的這類故事就漸漸出聲，成為當權者完全無法阻擋的潮水。我相信，你或我都多少聽過，這一類外省老兵因戰爭而顛沛流離的人生際遇。但反過來說，台籍老兵滯留對岸的故事，仍然鮮少被人聽聞，也缺乏歷史再現的發聲管道。不僅如此，甚至在中華民國政府後來的補助與返鄉政策上，也確實給予台籍老兵與外省老兵不同的標準（指的是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五日公佈的「國民政府軍老兵返鄉探親政策辦法」，譬如未規定外省籍老兵返鄉的年齡，卻規定本省籍老兵非要七十五歲以上不得申請；又譬如外省籍老兵返鄉不需要保證人，但台籍老兵返鄉卻要兩名保證人；再如同外省老兵返鄉有兩萬元補助，台籍老兵卻全無；最後，外省老兵基於探親與掃墓等理由都可申請，但台籍老兵非要父母臨終或奔喪才得歸鄉。這就是許先生遺言中所謂「重芋頭、輕番薯」的意思－當然，這責任絕不應該由外省老兵來負擔，而是在於不斷創造省籍區別政策的國民黨政府）。

另一方面，在二戰時期地域政治格局下的台灣人，尤其是這些台籍老兵，幾乎都先後歷經了作為日本帝國軍人、中國國民黨軍人、與中國共產黨軍人，更為戲劇性的三重身分。這種身分，使得自己究竟該歸屬於哪個政體或民族，乃至於該不該歸屬於任何群體，都成為一種具有時代荒謬與深刻矛盾的問題。


進一步，我簡要說明許昭榮先生與台籍老兵相關運動的關係。許昭榮，是生於日治時期的屏東枋寮人，擔任過日本帝國的海軍，也曾做過中國國民黨的海軍，然後在一九五八年因閱讀廖文毅等人在海外發行的台獨刊物，以「海軍台獨案」的名義判處十年徒刑，從原本居住的鳳山眷村送到綠島，成為白色恐怖下的政治犯。出獄後，許昭榮先生又因為國民黨取消護照，成為國際政治難民，在北美流浪了七年之久。回台灣後，許昭榮先生便立志於投身在尋找台籍老兵的事業上，以自費的方式不斷在中國各地，尋找那一萬五千名當時歸不得家的台籍老兵。

許先生生前曾寫下許多拜訪台籍老兵的故事。他首先在1988年，在中國記者的協助下，許先生先找到四十年前擔任國民黨海軍時，因軍艦誤射而暫時埋在渤海長山島的戰友林嵩淵的的遺骸，並在墓前泣求戰友的諒解。接下來，許昭榮先生就開始投入國民黨政府滯留中國之台籍老兵（國民政府軍第七十軍與國民政府六十二軍）的探尋工作。他首先拜訪了居住在山東煙台，原本出生於屏東潮州的潘天元先生，他敘述：「不久，潘先生臉上顯露驚喜的表情，從房間裡出來，他身材高大，看起來好像超過七十五歲，他操著濃厚的山東口音，像我們打招呼後，請我們進去他的房間。他說，很久沒有講台灣話，所以差不多都忘了，但還能說一些日本話，於是，我們開始用日語交談。」「他從日本兵、國民政府軍、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士，接連地換了政府被驅上前線去打仗，最後從朝鮮戰爭的前線身分，回到中國大路，接著又被配置在長山島當碼頭的守衛而與島上的女性結婚，生了兒子，也當了祖父，就這樣長山島變成他的第二故鄉，也就死了心把這裡當做最後的葬身之地。」

根據許先生生前在中國各地調查的結果，他認為到一九九五年十二月止，滯留在中國並且還生還的的原台籍日本兵，與原國民政府軍台籍老兵的分布情形如下：福建省三百四十八人、江蘇省六十七人、浙江省五十七人、河北省三十六人、雲南省三十二人、遼寧省二十七人、北京市二十四人、湖南省十五人、青海省十二人、山西省十二人、甘肅省八人、吉林省七人、內蒙古六人、上海市一百三十二人、山東省六十一人、四川省三十九人、廣東省三十四人、安徽省二十六人、黑龍江省二十六人、湖北省十五人、廣西省十四人、貴州省九人、陜西省八人、海南省七人、新疆省七人、寧夏一人。雖然目前生還者已不多，但看著這些一生中曾被迫作為不同政體之戰士的台灣人，更能感覺民族與政體召喚之荒謬處，因此許昭榮先生生前曾以「無國籍戰士」與「無名戰士」稱之。

一九八八年開始，除了原本持續進行的台籍老兵現況調查外，許昭榮先生更開始推動在高雄興建「國共內戰殞身台灣無名戰士慰靈碑」，最後竟得到當時高雄市政府的允諾，得到超過原本計畫（五十坪）的三千八百坪土地。但是高雄市府此後的推動進度相當緩慢，一直到二零零五年，才使原本預定的「國共內戰殞身原日本軍、前國府軍台灣無名戰士紀念碑」落成。原本，計畫正在軌道上持續進行，怎料高雄市議會於二零零八年三月十三日，決議將原本定名的「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改名為「和平紀念公園」，加上落成時三軍統帥未能親自致祭，這兩件事情，使得許昭榮先生於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日決意以自焚明志。


記得許先生自焚的那天，幾家新聞以斗大的標題表示「許昭榮先生對陳水扁任內作為不滿，因此以死抗議」之類的標題。沒錯，許昭榮先生確實對此有深刻不滿，他遺書中的第三點表示：「陳水扁、謝長廷執政八年，漠視台灣歷代戰歿英靈，不但未給予歷史定位，而且未曾舉辦國家級的追思或法會弔祭。漠視約四萬名台灣先靈已經在海外流淚六十年，竟然還要讓渠等繼續再流落異域，情何以堪？」確實，走過這八年，譬如面對白色恐怖眾多解禁的檔案，確實可以看見常以高分配批評國民黨作為的前執政者，確實在真正踏實的歷史梳理上，表現出極少的誠意，這點也是許多政治受難者前輩經常感嘆與批評的地方。

但是，當天媒體見獵心喜的報導方式，更讓我感覺心寒。各家媒體的報導方式，確實讓閱聽大眾「好像」知道，有一位「台灣籍的老兵因為不滿陳水扁與民進黨政府而自焚抗議」，但究竟經過這些扭曲式的報導後，有多少人會知道許昭榮先生是誰？知道台籍老兵究竟是指怎樣一群人？還有許昭榮先生真要討的歷史公道究竟是什麼？這一切的災厄源頭，是源於國民黨政府當時對於軍隊招募的粗暴措施，以及對於歷史責任輕疏迴避的態度。除了利用許昭榮先生的自焚行動，去為執政成績確實糟糕的民進黨政府追擊幾砲外，究竟有誰會以同樣嚴格的標準，去仔細審視這一甲子糾葛的來龍去脈與歷史責任？現今的欲望，經常使得歷史的呈現與挪用有了各種謀算。


或許，許多朋友會感到疑惑：為何從「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改名為「和平紀念公園」，是值得以死反抗的一件事情？或許，許昭榮先生已死，而對於未曾經歷戰爭洗禮的我們，那樣的時代氛圍所培育出的心志，實難為隔了幾代的我們所理解。

但這讓我想到人類學者大貫惠美子（Emiko Ohnuki-Tierney）對二戰時期日本國內「櫻花」這個象徵的討論。日本的軍國主義與民族主義者，經常透過櫻花讚頌大和魂與殉國戰士的偉大；而許多參與神風特攻隊的士兵，也經常以凋零的櫻花讚頌自己生命的隕落。但仔細閱讀這些年輕人的作品，許多其實是熟讀馬克思主義或無政府主義的知識份子，也曾經在日記中對戰爭的殘酷與意義感到困惑。她認為，或許櫻花這樣的符號保留了一種曖昧性，使得國家的詮釋與青年戰士的理解存在曖昧空間，彷彿戰士既在櫻花的象徵中受到國家與民族召喚，卻同時也表有了自己的隱然批判與不同解讀於其中。

當天，對於許昭榮先生的死，也聽到有長輩以櫻花這個象徵來形容。至於在高雄市政府的議會上，當初有民代表示要摘除「戰爭」二字的理由，是質疑和平時代還提戰爭做什麼。我想，清楚的是，面對著自身的生命經歷，以及那些在三個政權統治下不斷受榨的苦難人民，走過今日差異甚多的海峽兩岸，許昭榮先生是比誰都清楚那些戰爭的荒謬，以及訴諸於集體大義語言時的虛妄感。換言之，談及戰爭絕不是緬懷任何過往時光，而是將戰爭之名召喚到現下，使得那些時代荒謬下的殘酷與不仁必須被記憶起來。如果說，透過櫻花，使得個人以曖昧與熱情的方式與某種共同體的界線產生（真實或虛假）的連結，那許昭榮先生渴望投身與明志的共同體，恐怕不在過往，而至今也仍未完全浮現。但我更相信──或許，對許昭榮先生這種走過坎坷道路，因而格外能嘲諷政治與權力荒謬的人生來說，他所寄望的應該不僅僅是單純的認同彼／此，而是一種對和平的超越渴望：一種戰爭與盲目的權力遊戲，不要再在任何地點發生的強烈渴望。

如果捨棄了戰爭二字，那麼從起點到終點的旅途將被截斷，終點會成為沒有路徑指向此處的無根樹，而和平二字也變得廉價與輕薄。


許昭榮先生死了，焦黑的軀體，以及日曆上寫於自焚日那天的「決斷之日」，都為我們說明了一位年近八十的長者，何以要用如此痛苦的手段，去證明自己所堅持的「道」。人死去，從來沒有復生的例子，唯有許先生試圖指出的道路，是我們後個世代可以慎重思索的指向。

最後，我把那天送行時的《千の風》歌詞寫於其下，當時的用意是獻給許昭榮先生的夫人，我把日文歌詞與中文翻譯都附在下面。






演唱：秋川雅史
作曲：新井滿
作詞：新井滿


私のお墓の前で　泣かないでください
そこに私はいません　眠ってなんかいません
千の風に
千の風になって
あの大きな空を
吹きわたっています

秋には光になって　畑にふりそそぐ
冬はダイヤのように　きらめく雪になる
朝は鳥になって　あなたを目覚めさせる
夜は星になって　あなたを見守る

私のお墓の前で　泣かないでください
そこに私はいません　死んでなんかいません
千の風に
千の風になって
あの大きな空を
吹きわたっています

千の風に
千の風になって
あの大きな空を
吹きわたっています

あの大きな空を
吹きわたっています



請不要佇立在我墳前哭泣
我不在那裡 我沒有沈睡不醒
化為千風 我已化身為千縷微風
翱翔在無限寬廣的天空裡

秋天 化身為陽光照射在田地間
冬天 化身為白雪綻放鑽石光芒
晨曦升起時 幻化為飛鳥輕聲喚醒你
夜幕低垂時 幻化為星辰溫柔守護你

請不要佇立在我墳前哭泣
我不在那裡 我沒有離開人間
化為千風 我已化身為千縷微風
翱翔在無限寬廣的天空裡

化為千風 我已化身為千縷微風
翱翔在無限寬廣的天空裡
翱翔在無限寬廣的天空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