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歲的感言

曾經有一年，我這樣坐在七星潭海邊，靜靜的望著潮水往返，很美。第一次來，是因為一位好友失戀，他說這邊的海很美，我們就在高中的某個夏天來到了這邊。當年，我們都是孩子，還穿著制服，想著青澀卻深刻的諸種事情。轉眼間，一個十年過去了，七星潭也變成我生命中的常景。我失去了不少，但得到更多。我對於人生能這樣走過來，沒有太多遺憾。希望下個十年，我也可以這樣訴說。


今天三十歲了。慣例上，我不大寫生日感言，但這次的生日，我決定要好好寫個感言。也算是對二十到三十歲的人生，做個階段性的小結吧。

先說，這一年來的生活。這一年的生活中，對我影響最大的，當然是那些歷經五零年代恐怖時代的長輩們。對我來說，未曾與自己的祖父母親密相處，是一 種從小就有的缺憾。而這兩年，能在這樣曲曲折折的因緣中，認識這些長輩，則是我出乎意料的福分。

對我來說，認識的每一位長輩，無論氣質與思想如何，其實都是歷經過那些死亡幽谷而歸來的老靈魂。這件事情，對我自己的修養影響很大。尤其是認識我多年的朋友就知道，以前我的性格，太多衝動而火爆的部份，但是這段日子以來，我常常捫心自問，面對長輩們歷經的苦難，究竟，我還有什麼受不住的事情？我從他們身上得到的太多。一位長輩在某次別離前，送我幾句話，要我學會「冷靜」。我不知道他從哪兒，看見我個性中的大盲點，但這句話，我的確收到心裡了。


也因此，跟一些朋友不同，到了三十歲就感嘆「已漸漸老去」，我今年卻完全沒有這樣的念頭。晚上九點多，一位朋友打給我，我跟她說了我腦海中浮現的一個念頭：我希望能夠活得久些，能夠成為像他們一樣的老人，能夠讓遇到我的孩子也變得更好。我希望能做到。

然後，面對我二十到三十歲，這關鍵的十年，我想是沒有太多遺憾了，我也還算喜歡著現在的樣子。二十歲的時候，對我影響最大的，除了家庭，就是高中那群社團認識的夥伴。我曾經選擇那樣的生活方式，然後在進入大學之後感到茫然，我留戀、甚至誇張了以往的記憶，卻忘記我還有眼前的責任要面對。經過了好幾年的徬徨，在蘭嶼度過的那一年，才讓我有機會沉澱下來，重新看看自己的模樣。所幸，雖然所有的選擇都是在機緣中琢磨，但現在看起來，一切的選擇都是最好的。

而這些年，我也不斷重複著這樣的節奏：猛然跳進一個領域，浸淫其中，然後又抽身跳到另外一個領域，似乎不曾猶豫。但是，對於作為我某個「重生」起點的蘭嶼，我一直懷有一份特殊的情感。幾年前遇到那些不得已的事情，我幾乎放棄了所有與我從小一起長大的事物，我再也沒有回去過那邊、也必須更加負責料理自己的生活。彷彿我越過越好，但有些留在記憶中停格的事情，我還沒學會面對。但如果過往的美好讓人無法卒睹，那就試著…讓自己更平心靜氣，去面對那些終難忘記的美好吧。


這幾天，與蘭嶼認識的一位學長「重逢」，是我非常高興的事情。當然，我也因此聽到許多人事變遷。這幾年的曲曲折折，我也好、朋友也好，很多事情現下都難以分說。但讓我最震驚的消息，大概是剛剛決定要寫這篇文章前，傳來了Ｊ與Ｙ的死訊，兩人都是自己了斷。對我來說，二十到三十歲的這十年，除了自己的家庭外，有好幾個深深認同的「心靈故鄉」，蘭嶼是一個，那段我老是在細雨中探訪的日子是一個，還有一個最早、最早形成的，就是大哥與他的工作室。沒想到，這兩個人也走了，我很震驚，到現在還不能確定自己的感覺。

晚上八點，我還在跟高中恩師討論「自殺」的事情。我從來沒想過要死，也沒感覺過自己變得憂鬱、或是躁鬱。但是，生命就是這樣的脆弱，我很難忘記，我知道妹妹過世的那天－－如此平淡無奇的一天，傍晚回家，走到客廳，父母親告訴我：「告訴你一個消息，你要鎮定，妹妹死了」。我認識的許多人，都是用這樣安靜而寂寞的方式死去。我或許很久沒見到這個朋友，但我相信他依舊在這個世界上美好活著。但很多事情就是這樣，總是意外的曲折，不總是如我期望的那樣。


總之，我能在這兒活著、有自己非常渴求的夢想、然後能選擇用這樣的方式生活下來，實在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事情。好像，當我沒有辦法靜下心來，去凝思這樣的美好時，我實在不會察覺，能活著是多麼美好的一件事情。現在，我活著，已經三十歲，我要記得在我生活中曾遭遇過的那些典範，我希望自己能夠成長，也能成為一個讓人如斯舒服的柔軟靈魂。

還有，謝謝這十年來，不，這三十年來，陪伴著我的每個朋友。剛剛跟死黨從雨中回來，突然有個想法，這三十年來，我愛過、恨過，或是愛過我、恨過我的人們，實在太多太多了。那些在靈魂深處打轉的不快，我就在此放開吧。希望下個十年，我能活的更無缺憾。

赴死之前的歌聲 － 安息歌

約莫是這個時刻，六十年前，大約清晨三四點的時候，在青島東路的保安司令部軍法處，都會響起這首歌曲。

當時，審理「叛亂案件」的流程是這樣的：在台灣各縣市的審訊機構，偵訊完案件的相關者後，起訴，然後送到青島東路的軍法處或軍法局等待宣判。而宣判的時候，對於法官已知會「判活」的人，通常會開庭，或至少會到牢房作個簡單的宣判。而準備奪去生命的人，就省去了這道手續，也不需要再發給死者判決書。這種情況，就會在宣判當日，天未亮的凌晨三、四點，將準備槍決的前輩，從黑暗的走廊中叫出房間，然後，送去新店溪畔的刑場，槍決。

許多受難者，還記得當時的種種感受：牢房很小、很擠、滿是臭蟲、幽暗的房間照不進一絲光。然後，天亮之前的時刻最恐怖，黑暗之中，若聽見軍法處牢房外頭的鐵門打開，獄卒的腳步聲慢慢逼近…接下來，是響亮的叫名聲，叫到名字的人，就準備站起來，向難友們道別，走出牢房，然後走向死亡。走出軍法處的大門以前，固定會照一張照片，這是要「驗明正身」用的。到了新店溪畔，行刑者用手槍在受難者的背部開槍後，還會照一張照片，證明這人已經死亡。這兩張城雙的照片，會放在公文夾，然後送去總統府給蔣介石親閱。


許多當事人，都如此告訴我：那一刻，當牢房裡頭的難友，準備死去的時候，那股神態與容顏，是一輩子忘不掉，也永遠無法再現的。

即使是聽故事而已，當許多長輩，用極度認真的神態，激動的向我重述時，那勾勒出來的模糊影像，就足以讓我全身起雞皮疙瘩，久久不能自己。一位長輩告訴我，他同案的朋友叫到名字，準備出去槍決時，他拿出了母親的照片，放在牢房的地板，然後跪下磕三個頭後，對他說了一聲：「尤仔，加油，以後就拜託你了。」長輩一面對我說，一面問我：「六十年過去了，我常常想，當時黃君走的時候，到底是要拜託我甚麼呢？我很努力的活下來，但是，當時他到底拜託我的是甚麼？而他認為….我會看到的『更美好的將來』，究竟實現了沒有？我在夜裡，常常會想到這件事情，覺得很對不起他。」

一位本省籍長輩對我說：「我參加了這個組織，犧牲了十五年的青春，應該是很悲傷的事情。但是，我一直都願意承認，我曾經是個地下黨員。因為，我熱愛我犧牲的那位朋友，在我的人生裡頭，我永遠不會忘記他，能認識他、與他共同走過一段，這是我人生中永不後悔的一件事情。在軍法處赴死之前，他走過我的牢房，回頭看了我一眼，對我微笑。我知道，他把我的部分都扛了下來。」

一位國小校長，槍決的時候，沒有說話，只向同案的朋友，輕輕拋下了一張紙條。那位活著的朋友說：「他被拉出去槍決那天，每間牢房的人都擠到欄杆前面，唱起一首日本海軍軍歌，那是寫給死去的同袍的。走到我這一間的時候，他手裡掉下來一張紙條，我在看守發現以前撿起來看，上面是一張白紙。我們知道他的意思：『我什麼都沒說出來。』」


「什麼都沒說出來」──沒出賣人，靜靜的赴死，談何容易的品格。


有時候，因為聽了這些故事，在我夢裡頭，也會夢見軍法處天亮前的大合唱。可能是這首歌或那首歌，也可能是靜默的行注目禮，然後，望見著自己尊敬的同志，最後只剩下黑暗中的腳鐐聲，走向…永別的地方。

近年來，台灣的檔案解密，我們才能夠更加直接的「看見」，當時往返於這些人生生死死間的那些文件。這些文件裡面，經常夾雜著兩張照片，就是我前面說的，在受難者生死界線上的影像。我初次看見這些照片時，感覺如此震撼：原本以為生命消逝之人，應該是充滿驚駭與畏懼，但許多長輩卻是這樣靜靜的微笑，彷彿，在自己的生命終結之後，還能看見些甚麼…屬於更多的人們。這樣靜靜的微笑，或是鎮定而若無表情，一張張五、六十年前就消逝的年輕生命，如此的品格與態度，恐怕在我們這代人之中，已很難尋覓。


這些人死去後，有的由家屬領回，然後將他們的名字一輩子鎖在記憶裡頭，不敢言語。有的人則無人領回，成為六張犁山頭亂葬崗的一塊小石碑，亦或是成為國防醫學院學生解剖時泡在福馬林池的教材。亦或是…。這樣或那樣的人物，那個時代的熱血青年男女，竟然只剩下判決書的名字、還有檔案裡靜默而殘酷的兩張照片。我們失去的太多，連我們失去甚麼，都難以記憶。總有一種感覺….希望也不要太過於自溺，但我真的覺得，越追尋下去，那些曾經交織著忠誠與背叛的悲劇故事，是我由衷神往的時代。

這段影片，是一位朋友剪的，背景就是難友赴死時唱的「安息歌」，送行歌曲。影片的前段，借用了『超級大國民』的片段，這是部傑作，雖然那個時代能看得懂的人不多。後面的一連串照片，就是我說，要步出軍法處門口時的「生前照」。這些照片，近年已經解密，而那些炯炯的眼神，六十年後還依稀有光。

「積極的喟嘆」

好像，也慢慢的不在乎「那些」事情了。


如果在台灣的歷史研究社群裡，有一部份的學者，始終只有這種程度的肚量，那麼，許多不斷聲稱「我們要拯救隱匿歷史」的聲音，終究只是加速葬化這些「重建」可能性的劊子手。沒錯－－我就是在說「統獨之爭」，這是許多台灣史研究者的「潛在台詞」──大家可以在「修辭」層次，使用貌似普遍性的「人權」或「歷史正義」作遁詞，但是私底下用統／獨認同的觀點，形成討論社群以及議題選擇的取向。糟糕的是，如同韋伯的著名論斷，個人對研究題材的選擇，「當然」受到了個人興趣或價值判斷的影響──但是在方法論上，卻應該避免這些判斷滲入了對歷史的解釋或詮釋中。誠斯言哉，不過實際上聽進去的人，卻少之又少，政治說教與學術研究，經常出現前者滲入後者的慘狀。


我不知道，那些居處書齋中的「研究者」，是如何看待他人流逝的血肉，也就是如何去感受他人的痛苦？前不久，居然聽到一位研究者的說法，說當年加入戰後地下組織的人是「活該」？同時，在另一個場合，卻公開指出「人權」應該是當前普遍捍衛的基本價值。實際上，對我來說，後面的宣言太美好，以致於我始終懷疑這樣「平均」的夢境是否可能實現，抑或是我們將始終處在於「力」與「力」的拉扯關係中；但若把後面的夢想，對照同一人的前一段台詞──這是多噁心的事情！不但反照出後者只是一種「理論上」的說法，而且也將所有嚴肅的詮釋工作，貶值於低俗的「立場」與「看場合說話」的遊戲。

許多「學術研討會」，究竟是學術研究？抑或是集體療傷？這是我深刻的疑惑。許多過去曾經有正當性的修辭，實際上都有貶值的可能。其中一種貶值的場景，就在於這些修辭，越來越成為「僅存在於小圈圈內部才獲得正當性」的一套說法。或許有人真心相信者、也或許有人原本就是「馬基雅維利式」的運用。但如論如何，當這樣的修辭越加封閉，而成為只存在於小圈圈內部的用語時，同時意味著這些語言失去了「溝通」的效果。而原本「溝通」，才是真正拓展網絡、凝聚集體行動可能的扎實基礎。


自然，我不是不能了解，對許多朋友來說，近日來台灣的變化，加深了對現實的焦慮感。這些焦慮，可能導致在有意無意間，增加了想透過各種研究或通俗論述來「啟蒙」或「喚醒」大眾的理由。但是，對我來說，這不是藉口。沒有任何這樣或那樣的藉口，可以成為我們扭曲或拒絕他人苦難經驗的理由。當然，講是這樣講，許多人聲稱要作「客觀」的歷史研究，但其實他們最不相信「客觀」，而是相信一種已經選定的政治「信仰」；他們也不清楚「客觀」不可能完美存在，我們只能懷抱著誠意去「盡可能貼近的詮釋」。因為沒有這種自覺，或刻意的迴避了這種自覺所帶來的省察；所以在教育過程中，「客觀」偶然成為一個課堂上討論的話題，卻很少在態度與方法上作為「真正」嚴肅的問題來看待。

寫這些東西，是意味我當下的情緒很強嗎？不是的。這段感受，是我沉澱了好久，才逐漸形成的一段文字。這裡面，有「樂觀」亦有「悲觀」的面向。無論如何，這不是一種絕望的喟嘆，而是一段積極的砥礪。這段時間，能遇見這些典範，是我人生至今最大的幸運。

能夠，這樣旅行的幸運

2007. 中秋. 嘉義鹿草安溪寮

那天，正好路過，是安溪寮盛大的謝土祭典。王爺公的乩童們，在炙熱的陽光下，挨家巡視境內各戶人家的祭品。那天陽光的溫度，彷彿還記憶在我的皮膚上。

那天，車子往蜿蜒的山路開去，先經過了草屯、國姓、然後慢慢的駛近埔里，漸漸的，我突然想起了以前的一些日子。可是，說是想起，卻又不是想起特定的哪個片段。不如說，是想起一種感覺，一種似乎在忙碌的生活中，遺忘了好一陣子的獨身感受。

我記得我上一次搭這班車，來到埔里，那已經是「九二一」過後一年的事情。在九二一過後，聽說埔里的城隍廟重新修整起來，所以我搭著公車，在天亮前，想到這邊來看看熱鬧的景象。好像也就是那一次，我在埔里的圓環拍照，正好被公車上的河童看見，河童叫我，我隱約聽見，但也沒想到竟然會在這裡碰到他。


這次去到埔里，要進到拜訪的長輩家前，要經過一段長半公里的碎石仔路。這路是筆直，望去的盡頭就是埔里周圍逐漸高聳的山勢。剎那間，我突然有些疑惑，此時此刻，我怎麼會站在這個地方？當然，我不是真的忘了自己此行的目的。但是，說也奇妙，要不是這兩年來的機緣，我這輩子，可能根本不會來到這個地方，然後做一件跟別人怎麼講也講不清楚的事情。

前兩天，搭車往東移動的時候，我凝視著宜蘭的阡陌田畝。如熟悉我的朋友所知，宜蘭線的這段鐵路，可以說是我全台灣最喜歡的一段。他的開頭，是在基隆河中段瑞芳、侯硐、三貂嶺的蜿蜒秀陵中展開，曲曲折折的峰迴路轉；接下來是過了隧道後，從石城一段開啟的豁然開朗，加上那天的視野特別好，海上沒有靄，整個龜山島就清晰的躍入視線內；最後，則是蘭陽平原的大塊田畝，青色與黃色的穀物在風中微微搖擺。

但幾年下來，我看待這條路線的眼光，竟然有了如此多的曲折。最早，我看著三貂嶺一段的風景，總想著這邊會有甚麼昆蟲或蛇蛙，我現在只記得這一帶的赤背松柏根特多，還有一種稱為「三貂嶺細煙管蝸牛」的小蝸牛，我到今天還沒有辦法找到；後來，喜歡火車票，印象中侯硐車站有許多比較早期印製的硬卡車票，我那陣子常來這裡，然後到樓下的小麵館吃東西；還有，後來喜歡看迎祭典，我更常到這一帶，一個一個庄頭的詢問，這陣子我才真正離開了火車鐵軌，開始用機車與步行，看見這兒居住的人們；至於大溪一帶的海港更不用說了，有一陣子超迷貝殼與深海螃蟹的時候，我經常到這邊翻下雜堆，然後帶一簍螃蟹或貝殼回家清理，弄得院子都是海腥味。


這次來，我靜坐在自強號的車廂，看著視線外不斷倒退的景象。我看到羅東中興紙廠，想起了上次在許桑家聽的故事。然後看到了蘇澳水泥廠，又想到這次想來花蓮拜訪的老先生。現在，彷彿在視線中映入眼簾的這些對象，又重新擺上了一種完全不同的時空軸線，還有相異的面貌。我想到那段時間的地下活動，那個彷彿在國家的腐化大掌下，一個個長出來的紅色細胞。那已經是五六十年前的故事了，然後我現在才來這邊聽故事。

有時候，我心想，以後我若有孫子女的話，我希望自己能夠成為一個還算稱職的「說故事人」，能夠把祖父年輕時，曾經走過的地方、看過的景色、聽過的故事，轉化成一個個彷彿永遠說不完的故事，說給自己的孫子女聽，那也就足矣。至於在旅行途中，那些讓我難以忘懷、或是永遠懷念的環節，彷彿始終也只能靜靜的停留在自己的心深處。我似乎能將形骨轉述他人，但手中曾觸及的溫度，卻永遠只有自己知曉。而能走向這一切，我實在是活得太幸運。

夏日的雨，及回憶

2008. 初夏. 金瓜山

去年夏天的某一日午後，在山城的一角、小雨中，唏唏嗦嗦的避開黑屋頂落下的雨滴，看那蜿蜿蜒蜒的迎神隊伍。隊伍雖有陣頭，但在細雨之中，卻顯得冷冷清清。


這個夏季，彷彿雨來的特別晚。昨天傍晚，聽說氣象局「可能」發布輕度颱風警報，也不知現在的情況如何？但是，無論是近日夏季午後經常的艷陽高照、亦或是戶外悶熱黏濕的空氣，都不斷提醒著：這個夏季的雨，來的似乎特別晚。

不過，這一年的時間，我似乎與先前的生活方式，又有了巨大斷裂。我仍然維持到處移動的生活，早上台北、下午台中、隔天嘉義、大後天可能到高雄。而四處移動自己的身體，卻是在他人的人生間移動。無論如何，這段時間的過法，雖然仍維持著不斷移動的生活，卻存在這樣的斷裂：如果前幾年的生活，是在他人的生活空間中不斷移動；那這一年的生活，則是在他人私密的情感、經驗、記憶中不斷聆聽與躊躇。這樣的差別，導致我鮮少曝露在室外，而幾乎都屈身在室內聆聽長談。

如果對話的訣竅，總在於某種「神入」的過程，那麼在眾多靈魂的咀嚼中神入之際，一不小心，很容易讓自己感到錯亂。


但無論如何，在我的生命裡頭，有幾個地方，即使我閉上眼睛，我彷彿都能想起那個地方下雨的模樣，而且，我相信那裡正在下雨。其中一個地方，靠近我母親的故鄉，也就是水湳洞上面的金瓜石，那個我童年每次造訪時，都飄著無止息小雨的灰色天空及蒼茫山嶺。

那一種雨，幾乎是跨越了具體的身體，無論是室內或室外，都可以立刻想像起那種皮膚感受的氣候。這兒下雨，卻又不讓人感覺黏膩──正如同迎風的那一面長不出什麼草一樣，無論是素日的海風，或是冬季的東北風，雨是夾雜風而來，然後寂寞的吹著，讓風送著雨不斷遠行。我說寂寞，倒不是多愁善感之詞，如果你像我的母親、或是像我後來的造訪一樣，曾經在夜晚的金瓜石，在向著夜幕之海的山路上，從稀落的銀色路燈下走回山下的家，凝望著廢棄的工廠與夜晚的海，你就會明白我說的寂寞是什麼。

雖然說，時代是不斷的「往前移動」，但是在某些縫隙，總是有些過往積累下來的痕跡，以某種蜿蜒的姿態，抗拒時間以直線般瘋也似的向前直奔。金瓜石的山城巷弄就是如此。所以，每年迎神的時候，行進的隊伍，就必須捨棄都市中從簡易便的各種機動動力，用最樸實的人力，帶著陣頭神轎穿越理應行過的道路。所以，這樣的行伍，也以蜿蜿蜒蜒的姿態前進。背後是茶壺山，我正站在基隆山上。天空落下的雨滴，是用屬於這個山城獨有的節奏，以時有時無的間隔，自灰色的天空落下。人們喜歡那兒的熱鬧，所以留給我們一點屬於這兒的寧靜。說是寧靜，大概就意指著，只有我們幾個「外來客」，這樣打攪了一年難得的非常時光。


好像許許多多的ＭＴＶ，都喜歡來這座山城拍攝。我記得伍佰〈飛在風中的小雨〉在九份街尾、李心潔的〈裙襬搖搖〉是在即將通往水湳洞本庄的山路口、然後亂彈早年的〈良心〉則直接跑進山腳的煉銅廠遺址拍攝。坊間電視頻道的「探索靈異」節目也常來此地。但無論如何，無論什麼樣的單位來自拍攝，仔細注意，那天空與山嶺的顏色，總是相差不了太遠。

這一小段文字，與其說是在紀錄某年某月的某日，我曾經在老山城的某個時段，旁觀了這邊的賽會；倒不如說，這是一種階段性的憑弔，回過頭來看自己又訣別了怎樣的生活方式。最後，我用前不久寫下的一段文字作結：「當我樂觀的訴說著，說想做的事情一定成時。其實我是腳踏著許多自己拋棄的屍骸，愧疚的、不愧疚的，然後走到今天這個地方。」「然後，當有一天，最終的一天來臨之時，若真有那個其實我並不相信存在的世界，我猜，那些東西會全部攤在我的眼前，然後那個剎那，我才會更清楚的明白，自己究竟是個怎麼樣的人。」

這二十多年來，我總是猛烈的投入一種生活方式，又快速的轉入另一種生活方式。不過，不是推辭，那曾經走過而訣別的，其實都在我靈魂中留下無可抹滅的痕跡。無論我喜不喜歡、面不面對，他造就了當下正在書寫的這個我。

擺脫「後設價值」的幽靈

葛仲卿，山東人，國防醫學院牙科第六期學生，領導遲紹春等在校內籌組「自治會」，於一九五二年槍決。關於遲紹春的事蹟，最近偶然聽聞王鼎鈞先生回憶錄《怒目少年》中，也提到遲紹春的學生時代，兩人似為中日戰爭時二十二中的同學。


前幾天，跟朋友有一些爭執。大抵上，是關於一些歷史工作的事情。他說，我們現在觸及這些帶著黑色的歷史，若不勾緊著「人權」的角度來談，恐怕沒有太大的意義，而且可能會被現存的政治團體（無論是台灣的國民黨、民進黨，甚至是對岸的中國共產黨）加以利用。

我的看法卻不然。我認為，這些年來，台灣的歷史工作，在太多太多的篇章裡，都充塞著這種「必須扣緊某種後設價值的作法」。常見的，有人扣緊了中國民族主義、有人扣緊了台灣民族主義，有人扣緊了人權價值的確立、也有人覓得了某種歷史說教的題材。但是，坦白說，對現在的我而言，這些從「事後」回頭漫生的價值判斷，我真是一點興趣也沒有。或許，揭露這些歷史，可以讓我們多去反思些什麼，但是，這與歷史工作本身，並沒有任何直接關係。


自然，我同意，任何的論述──包括口述歷史、以及以「詮釋」姿態自許的歷史書寫，本身總是會帶來某種預期、與非預期的後果。但是，就某種歷史再現的工程而言，即使有這些自內外不停交錯的權力激盪，但對現在的我而言，只會想抱持著虔誠的詮釋學立場，將一切即將要逝去的場景，在夕陽的餘暉下，勉力的「儘可能接近之」。那是我唯一所能做的，也是我現下唯一想做的。

坦白說，我真的很想勸勸我身邊的朋友們：去理解歷史，並不是把歷史當成某種規範性的律令呢。我的意思是說，即使當年許多長輩參加了共產黨，並沒有任何內在關聯性，指出我們「必須」走向何種道路；同樣的，即使當年許多長輩投身在台灣民族運動，自然也不意味著，聆聽這些故事的我們，就想當然耳「只得」走向這條道路。我想，抱持著詮釋的警覺去書寫歷史，這是一種對逝者的虔誠與謙卑；但是，這也不意味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僅僅」抱持著詮釋的態度過活，實際上，這是絕無可能之事──每日每日，我們總是在下判斷，我們無時無刻在下判斷，而價值的定奪、以及該往哪條道路走，我們必須自己做決定──這是每個人責無旁貸的事情。

總之，關於歷史的書寫、詮釋、再現，以及這樣的產物與現實抉擇的關係，我目前就是抱持這樣的立場。只不過，在台灣這種政治熱血到浮躁的氣氛下，歷史總是被當成「現代史」與「未來史」來看待；同時，說著「要書寫一段歷史」的人，經常不是在書寫朝向他人的歷史，而是書寫自我慾望的歷史。因此，許多號稱要「拯救歷史」的工作，實際上正是那遮蔽視線之霧靄的根由。對於歷史的書寫，現在的障礙，已經不再只是哪個政體或權力者，纏繞它的正是那強烈的慾望之網，我們滋養出牠，卻又毫不自覺。


我的電腦裡頭，放著一些逝去者的相片。我想，在人能知曉自己即將死亡，而又必須猛烈的面對死亡造訪時，會是怎麼樣的容顏？這大概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目睹的場面。生死與，停格在前後兩張底片之中。有時候，到了夜晚，我會關起房間的燈，靜靜的看著螢幕上那數百張方格，一張張停留於近六十年前的容顏。那不會讓我害怕、恐懼、或是噁心，而是感覺到跌落於歷史卷宗的恍神。漸漸的，我知道了他與她的故事、幽微的聆聽到那青春的熱血與遺憾，然後在破碎的血花與魂魄間，留下一點點勉強的悼念。但是，每當度過這樣的夜晚，我自天光的窗前醒來，總是感覺身體中湧現出更多的力氣。

我想，我厭倦於說矯情的話。但我必須承認，那些力量，正是那些於不同年代仆倒的長輩所賜予的。

《跨世紀的糾葛》新版序

胡子丹先生《跨世紀的糾葛》2009年版封面。


胡子丹先生，是我第一位熟識的白色恐怖受難者，也是至今最常保持聯絡的一位長輩。他在八十歲大壽前夕，將他的回憶錄再版，裡面也添了一些新章。他囑咐我們幾位晚輩，為他的新版寫一些讀後感。我按時交上了一篇文字，裡面是我與他相識的一點點回憶、感想。這幾天，看到 Michael 也將感想貼到部落格上面，我也將寫下的文字貼在這邊。

在這邊，將訊息分享給大家的原因，主要是在於新版回憶錄，在市面上沒有機會買到，但胡先生印了三百本，願意跟一些有興趣的朋友分享。想要的朋友，可以親自到胡子丹先生的部落格上，寫信與他索取。以下是我寫給胡先生的文字。



能為胡先生的新版回憶錄寫序，是我莫大的幸運。對我來說，認識胡先生，與結識其他位白色恐怖受難者，有非常不同的意義。首先，胡先生是我第一位熟識的白色恐怖受難者，也是我最常相處的一位。次者，我與胡先生的回憶錄，也有著相當奇妙的機緣，那話頭就從這裡開始。

我第一次見到胡先生的回憶錄，是剛宣佈解嚴時的那個版本。這是我在去年的夏日午后，在一個偶然的機緣下，從牯嶺街舊書攤的架上看到。我記得那本回憶錄的書皮是紅色，上面用黃線勾勒出那個囚禁了數以千計青春歲月的火燒島。那個時候，我翻了內容，只知道作者應該是海軍出生，而且名字叫做「秦漢光」。我打了通電話，請教熟悉戰後綠島新生訓導處歷史的曹欽榮先生，他告訴我，原來這個作者是假名，而作者的真面目，就是我曾經在「白色見證」紀錄片中看過的胡子丹先生。

這件事情沒發生多久，我就親自見到了胡先生本人。事情是這樣的：因為一次偶然的街頭機緣，我們決定邀請一群年輕朋友，在陳文成基金會與幾位白色恐怖受難前輩碰面。當時，世煜兄號稱會邀請兩位「風度翩翩、溫文儒雅的紳士」來到現場，其中一位還是當年綠島最出名的「第一美男子」，總在戲劇當任男主角。他指的就是美男子，就是胡子丹先生。

我記得很清楚，那天胡先生提前來到現場，跟我們一起安靜的吃著便當。他給我的第一印象，是一位安安靜靜、話不多，但每句話都極有內涵的長輩。若拿當時的第一印象，與經過這麼多相處後的印象相比，我想其中最大的差別，是胡先生當時半信半疑的問過我，困惑現在的年輕人，怎麼願意相信、也願意聆聽，在台灣的一九五零年代，確確實實發生過這些駭人聽聞的歷史？直到現在，對於初次見面的那一天，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話，就是胡先生千叮嚀、萬叮嚀：「絕絕對對要相信，在台灣，曾經發生過如此荒誕不經的事情。」

喔，對了，那天見面以前，我已經讀完了我在牯嶺街買的那本紅皮書。讀完胡先生的文字後，我不斷跟我身邊的朋友稱讚，說我真喜歡胡先生的文筆，那是一種寬厚、溫和、是經過苦難淬煉後，才能將痛苦的生命經驗以平靜的字句轉達出來的真實智慧。在許多篇章，可以看見胡先生趣而不謔的幽默筆法；而在另一些篇章，又可以看見胡先生以不激情、卻充滿堅定的文字，去反省威權統治所帶來的荼毒侵害，並且細膩感人。

在這篇序的時候，想來也真是奇妙。我記得第一次見面的尾聲，我拿起那本紅皮書，想請胡先生幫我簽個名。我到現在，都還能清楚背出胡先生簽在內頁的幾句話，他說：「林兄，一本舊書還讓你買，不好意思。」我想，光是這幾句話，就充分表露出胡先生的人品，及待人接物的謙謙之風。



與胡先生的相遇是個幸運的開端。後來，我們曾經一起拜訪過一甲子前，作為胡先生十年苦難之旅起點的鳳山海軍來賓招待所、也一起重回過綠島、還一起經歷過許多回愉快的晚餐與趣談。至此之後，有越來越多機緣，我認識越來越多的白色恐怖受難長輩。更從他們的口中，聽見了他們對胡先生的認識，這不但是與回憶錄中的內容「相互印證」，更使我們進一步靠近，那種在現今年輕人身上幾乎找不到的人格特質。我舉一個例子為證：

他的一位老同學，當年在綠島蹦蹦跳跳、喜歡睡覺、而且演起京劇丑角渾然天成的田慶有先生：「我真的很佩服胡子丹這人！他跟我同一隊，我印象很深。他不只教英文，他還喜歡打桌球，而且打得很好。他跟我們對上那個戴振翮，兩個人打起桌球認真的跟什麼似。最厲害的是，他打完桌球，擦完汗，立刻回到營房開始唸書，他們是一點一滴時間都不浪費（田先生附帶一句：而我都在睡覺）。」「還有，他這個人話不多，在綠島的時候很努力充實自己。我還有一個印象，每次處部要他做公差的時候，他一聲不響，立刻起身去把他完成。然後回營房後繼續充實。」誠斯言哉！當年的老同學，竟在沒讀過胡先生回憶錄的情況下，如此忠實的描述－胡先生自己也描述過的昏黃回憶。



解嚴之後，陸續有受難者出版自己的白色恐怖回憶錄。在我看來，這些前輩，有的是當年地下黨或反抗組織的成員、有的是因小事而抓入黑牢的受難者。因此，這些回憶錄的出版，都確實有其獨特、必然的傳世價值。但對我來說，雖然胡先生當年被捕的原因，確實「只是」受到同案者的無辜牽連，可是，比起許多自己把自己寫為英雄（或許也真是如此）的作品來說，胡先生的回憶錄，能更清朗而誠摯的表達出，當人處在苦難中，深切的覺悟、以及隨之而來的生命韌性。這種人性的品質，讓我不禁在閱讀胡先生的回憶錄時，視他為真真正正的「人間英雄」。

大抵上來說，我認為回憶錄這樣的事後書寫，經常在有意無意間，陷落入兩種不同的巢窠。

第一種巢窠，是把自己的故事寫成了「冤魂」的歷史。我的意思是，無論是隱瞞自己當年的政治意圖與行動、亦或真正遭受牽連，許多回憶錄基於批判、或其他理由，幾乎純粹只書寫那些「冤、假、錯」的一面，而不斷落入蒼白與僵化的傷痛陳詞中。恕我用一個晚輩的身分臆測，我總覺得，從歷經了將要一甲子前的白色黑牢，而能堅毅的活到今天，對每一位受難者來說，一步步履及今日，恐怕都是充滿血淚、卻也充滿生命韌性的動人故事。不過有些回憶錄，希望以犧牲這樣的篇章，來完成對不義政權的錚錚譴責。這樣的作法換來了一種力道，卻也可能犧牲了另一種感動的可能性。胡先生從不寫「冤魂」的歷史，冤魂不知道為何會遇到悲劇，也無能對悲劇應變，因為身為「人」的生命力量已經徹底喪失。

第二種巢窠，是把自己的故事書寫成了「神」的歷史，無論是基於那一種政治理論，而構築這樣的英雄事蹟。經過一甲子，我們慢慢在解嚴後，聆聽到越來越多長輩，訴說自己當年的政治理想、及實際參與的地下工作。我認為書寫這樣的歷史，確實是為後輩揭露一種典範夙昔的可能性。但這樣的書寫，稍微拿捏不好分寸，就很可能淪入過度、甚至神化的局面。身為人，在面對當時國家機器宛若暴風的狂亂侵襲時，所有靈魂中懦弱、恐懼、慌張、貪生，都成為必然糾結、也必須克服的障礙。但在「神」的歷史中，我們看不見這些至為平凡的七情六慾。可是，胡先生不寫「神」的歷史，當逝去青春成為某種教條的具現，那些身為人、最可貴的掙扎，也就徹徹底底的煙消雲散。何況，「神」本身是超越歷史、更不需要歷史背書的。



胡先生的回憶錄，最感動人的力量就在這裡。我們可以看見，胡先生當年以一個二十多歲的海軍娃娃兵身分，基於愛國，而隻身來到台灣，卻遭遇到突如其來的不白之冤。在幽暗的鳳山海軍來賓招待所山洞內，他想過死、想過自殺、、想過自暴自棄的可能。但是，他也承認自己害怕死亡，甚至在宣判十年的晴天霹靂後，突然覺悟到－一個人，應該什麼樣的生活都過得去。而胡先生也真的走過那十年歲月。

在火燒島，那個離我們又遙遠、又即近的島嶼上，縱使有千萬個不自由，要用怎麼樣的姿態度過十年，仍然潛藏有許多的可能性。我們聽過許多種不同的人生態度：怨嘆度過每一天、急著做打小報告的狗、私底下不斷閱讀馬克思主義與鍛鍊「黨員身心」、甚至在受難者間糾起「反抗派」與「反動派」的紛爭。但是在胡先生的十年歲月中，正因為在判決之時，有過徹徹底底的覺悟，因此我始終從他的筆下，感受到一個月光孤島下的小世界，而年輕的胡先生，就透過堅定的意念，日復一日的鍛鍊、充實自己。也無怪乎離開綠島後，他能夠在歷經外省籍受難者常見的各種困頓後，成為國際翻譯社的創始人。

但是，胡先生可不把自己，描寫為一個「毅力過人的超人」。他在回憶錄裡頭告訴我們，他之所以在綠島如此忙碌，是因為若不填滿時間，只要一有空檔，他的眼淚就會不自覺「像麵糊一樣滑下來」。瞧！「像麵糊一樣滑下來」，這樣的形容詞，我第一次讀完回憶錄後，就始終難以忘懷。實際上，我在讀那本紅皮書的時候，看到這個段落，我的淚水，也是如胡先生筆下所描寫的一般，不自覺從眼眶滑了下來。



我如此喜歡、甚至敬愛胡先生這位長輩，最初的起因，正是他回憶錄中對自己過往生命的坦率描寫。在解嚴之初，就書寫綠島的十年經歷，雖說是他人所逼，實際上沒有極大的勇氣絕辦不到。我想，對胡先生來說，那十年的歲月，是他生命中太難忘、太重要、也太刻苦銘心的一段經歷，是怎麼樣也忘不掉。現在，胡先生書寫了回憶錄，也讓我們這一群年輕人，有機會「怎麼樣也忘不掉」那一段未曾經歷的慘白歲月。無論是在鳳山招待所的山洞、綠島的海岸、台北的家中、還有無數個白日與夜晚，胡先生不斷告訴我們年輕人，那些隱藏在殘酷的權力縫隙、卻隱然堅持生命力量的動人故事。

第一次見到胡先生，他說，他很驚訝、也很懷疑我們年輕人，究竟相不相信他說的故事。現在，我想，當我們彼此認識一段時間，當胡先生的身邊，也聚集了越來越多喜愛他、敬愛他的年輕朋友。至此，當時他問過我的那個問題，相信也在這段還不算太長的日子裡，得到了最直接、肯定的回答。現在，胡先生的回憶錄，終於要在他八十大壽之前堂堂進入「三版」。我由衷希望，這本回憶錄還有新增版本，能有機會再送到我們手中先睹為快。畢竟，如此細緻而豐饒的強韌靈魂，故事寫到這邊哪裡足夠！




2008-11-16 于台北公館

Logics of history

William H. Sewell Jr，Logics of history :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William H. Sewell Jr. 目前任職於芝加哥大學歷史學系，也是近年來，在國際歷史學界中，對發展社會理論別有企圖的一位研究者。他在 2005 發表的新書 Logics of History :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可視為他現階段研究成果的一個小結。照他的自述，本書的緣起，是一九八零年代時，他在密西根大學的社會轉型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CSST）參與一項跨學科計畫時，漸次浮現的研究靈感。照他的說法，當時這個團隊中，整合了數位歷史學者、人類學者、還有社會學者，試圖對社會轉型的過程，提出理論與方法上的一些視野。

如同國內對於學科分際的慣常想像，在這個整合計畫中，他似乎也感受到歷史學被放在一個在理論辯論場上的邊緣位置，這不僅僅緣於刻版印象，同時也與歷史學者習慣放棄「理論性」的討論有關。但是作者並不想依循慣常印象前進，而在十多年後完成的這本著作，則是他對當時這項企圖的一個回答。


這本書的前段，就展現了作者的強盛理論企圖。第三章是有關於時間性（temporality）的討論，他試圖從「根本」處著手，面對社會科學中流行的兩種時間概念：前者是馬克思主義者常不自覺帶入的目的論時間性（theological temporality），另一種則是昔日以「比較歷史社會學」為「歷史社會學」大宗的美國社會學界，所流行的另一種「實驗式時間性（experimental temporality）」，其中以 T. Skocpol 依循古典的 Mills 方法（Mill’s Methods of Inductive Inferences），所提倡的求同法、同異法，為這種時間觀的經典。他進而提倡一種新的時間觀，他稱之為「充滿事件的」、或可翻譯成「事件性的時間性（eventful temporality）」。

談到「事件性」的時間觀，就勢必觸及如何定義「事件」的問題。在歷史學及其他學科裡面，說到「事件」這個概念，一方面使用的如此普遍，一方面卻又經常說不清楚他的定義究竟為何。在這裡，他援引了同在芝加哥大學人類學系任教的歷史人類學者 Marshall Sahlins 的經典作品，也就是關於夏威夷土著與庫克船長相遇的一系列討論。他的幾本作品，因為中國人類學者王銘銘於幾年前的大力翻譯、推薦，目前也在台灣學界有一定知名度。在他的討論裡面，他將事件定義為文化結構轉型（transformation）的過程，並且討論了原本在靜時態內相互規定的符號系統，如何在被行動者「拿來用」的過程中，基於各種機遇與巧合，最後導致轉型的歷程。

無論是否可以進一步爭辯，Sewell 採用了 Sahlins 關於事件＝轉型的定義，並且將其援引至對時間性的改造、還有對社會轉型理論的鋪陳。但是他拒絕了 Sahlins 有意無意間，將一個文化社群＝共享一套文化結構的預設，同時也對何種轉變程度才方以稱為「事件」的課題，進行了再理論化工作。他認為，在夏威夷發展出來的文化結構與事件概念，當然可以運用於其他社會，只不過文化結構在當代社會的狀態，經常是多重層疊且彼此交錯，因而對「文化」概念的再構工作，就成為他在第五章以後的主要工作。同時，關於什麼樣的「轉變程度」才方以稱作「事件」，他基本上同意，在每一次的實作中，多少都導致了一定程度的延續與轉變；加上之前對「文化」體系的內部複雜化工作，更使得要界定什麼是一個「事件」，取得了更寬鬆的標準。

自然，這種對「事件」的定義，必然會引發一些爭議。例如為什麼非要將那些導致社會或文化變遷的過程，而不是那些抵抗變化、維持既有結構的過程，稱之為「事件」不可？另一方面，當他積極的介入理論戰場後，也就不能不面對這一片文獻森林間，已經深入討論的幾項議題。隨意舉例來說：結構與能動究竟是二重或二元（像是在英國學界引發的一連串討論）？而文化結構與社會結構的變遷、延續，及彼此間的巧合過程，又該要怎麼樣同時理論化？並界定其促成社會穩固或變遷的因果關係？自然，這些問題，不見得是他必須在一本專書中全面處理的問題，但如果真要將歷史學的貢獻，重新提升到社會理論的核心戦場，我想這些問題，是他接下來始終無法迴避的課題，也期待他接下來的討論。


我這裡寫的文字，充其數只是個粗略的推荐，自然連書評都稱不上。不過，在近一期的 Social Science History上面，則規劃了對這本書的專題討論，並且邀請了 George Steinmetz、Dylan Riley、David Pedersen 三位學者，寫了三篇書評，再邀請他本人對三篇書評進行回應。由這本期刊的份量，還有以專題方式處理這本書的作法，就不難想像，這本出版於二零零五年的新書，引起了怎麼樣的理論與方法震盪。這幾篇評論與回應的名稱分別是：


George Steinmetz
2008 Logics of History as a Framework for an Integrated Social Science
Social Science History 32(4): 535-553.

Dylan Riley
2008 The Historical Logic of Logics of History: Language and Labor in William H.
Sewell Jr. Social Science History 32(4): 555-565 .

David Pedersen
2008 Keeping It Real: Semiotic Practice and Fateful Temporality in William
Sewell's Logics of History. Social Science History 32(4): 567-577.

William H. Sewell, Jr.
2008 Response to Steinmetz, Riley, and Pedersen. Social Science History 32(4): 579-593.


對歷史研究有興趣的朋友，不妨找來一讀，並且一齊來討論討論。我也計劃在二月中的時候，對這本書，寫一篇比較詳細的書評。

核爆之繪

数十名の乗客とともに焼けた市内電車と 外に倒たおれる 犧牲者，横山正作。

這篇文字不多話，就讓繪畫來表達一切。這是一、兩個月前，我看到的一本震撼畫冊，是由廣島的和平博物館出版，邀請當年歷經廣島核爆的受難者，親手描述出的百來張素人畫。

我看完之後，相當震撼。關於戰爭的恐怖，曾經聽說、好像也能講許多道理，但遠不如看到這樣自記憶中浮現的繪畫，來得震驚。順帶一提，不知道怎麼著的，我看完這些畫作，對自小民族教育中的那些反射性仇日情結，縱使這幾年近乎漸次散盡，但終於在看完這些畫作後，給完完全全放下了。

無論如何，在戰爭之中，受苦的絕對是大多數的無辜者。若能真誠的理解這一點，那關於戰爭、還有所涉及罪惡的複雜性，也就有深一層探究的空間。接下來，就請各位看幾幅畫，我在網路上能找到的只是少數一部份。





恐る 恐る 渡る鉄橋の下に 漂う死体は、赤・青・緑・紫で3、4倍にふくれていた，木原敏子作。




ハエが飛び、傷口 にわくうじ虫に 苦痛で悲鳴を上げる收容所内の 被災者，漁田章作。




やけどで 兩腕の皮膚がむけて、垂れ下った男性，小野木明作。


其他的圖畫，可以到這裡觀看。這裡仍只有少部分的作品，我見到的繪本裡面應該有過百幅的素人畫。

他那死去的上級Ｌ

Leonardo da Vinci 畫的Il Cenacolo or L'Ultima Cena，1497。


今天是除夕的時刻，我想起了一位長輩。他在監牢裡待了超過半甲子的歲月，出獄的時候，家人幾乎已經死去，而自己又沒有任何子嗣。照他的說法，這是貨真價實的「空前絕後」。今天是除夕夜，家家戶戶都應該在準備傍晚的年夜飯。我想起他，想起那寂寞的小房子、想起那少有訪客的大廳、想起那不需要大餐桌的擺設、想起他說自己「終將要面對的人生結局」。

與五零年代許多「地下黨」的案件類似，幾乎每個案件，裡頭都有「背叛」的存在。若不是背叛，那些訴諸單線領導、拒絕橫向關係的地下組織，哪有可能如此輕易的被特務破獲？但是，說到背叛，許多當初熱血沸騰的青年，也從沒想過自己若到了保安司令部的刑訊室，還有多少本錢，能夠不背棄自己當初的理想？沒有人喜歡當叛徒，但也沒有多少人清楚，自己能夠堅持理想到什麼時候。

這位長輩，與他的上級，還有他上級的上級，是我聽過的故事裡面，具有現實隱喻的其中一件。或許，這與其它的故事相比，沒有太多錯綜複雜的組織關係，也沒有太過戲劇化的敘事轉折。但是，在這樣的一個冷天，在告別了這樣難以言述的一年時，我想起了他、想起了他的房間、還想起了他說六十年前那段年輕時候的故事。


他的案件，說起來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大案，用這位長輩自己的說法：「若白色恐怖是一本大書，我的故事，就只是這裡頭的一個小句點」。當年，約莫剛脫離日本統治，國民黨政府來台接收，而後促發「二二八事件」的一九四七年，這位長輩，與他的上級，都是日本時代就在工廠裡頭認識的小領班。

哪位上級，我就稱他為Ｌ好了。Ｌ還小的時候，家裡就很貧窮，一連生了五個孩子，三餐難以為繼。因此，身為長子的他，很早就必須到市區裡頭的工廠做事。Ｌ沒唸過什麼書，也不是什麼口才好的傢伙，但就是因為他的硬性地，還有在工廠裡頭講道義的作人態度，所以活躍於當地市區、還有北邊與南邊鄉間的Ｈ就看上他，順著他對戰後國民黨政府的不滿，邀請他參與了地下工作。

Ｈ與Ｌ完全不同，他口才好、長得漂亮，在許多街頭廟會都可以看到他出現，四處交遊廣闊。正因為這項特質，所以由中共派來的地下黨高級幹部，才會找上Ｈ，要他負責這個地區的支部建立，還有群眾的組織工作。Ｈ也確實不簡單，他一口氣就在市區裡頭的公私立機關，還有北方與南方的郊區，先後建立了十個左右的支部。在當時，除非像是李媽兜那樣的「超人」，一口氣建立了二十六個支部，不然Ｈ這樣的績效，也算是相當不錯，無怪乎他能夠成為這個地區的「市委員」。


談起來，在那個年代裡面，地下黨吸收成員之後，多少要展開些組織教育。這時候的教育，基本的閱讀就是「光明報」，有時候會閱讀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有時候則是閱讀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但是，這位長輩，他的上級Ｌ，並不是那種識字的「知識份子」，不要說是閱讀文件了，甚至連開口分析當時的島內與國際情勢，也幾乎擠不出什麼字句。Ｌ會加入地下黨，完全是憑著「二二八」之後對國民黨軍隊的義憤。

所以，在「單線教育」的過程中，Ｈ就登場了。他不是會說話，而是非常會說話，不但常常跟這些工人們侃侃而談，談到對岸局勢的新變化，也談到接下來本地人民應該如何組織。在這位長輩的心目中，這位「上級的上級」，就是一位有能力的知識份子。雖然，當時誰都沒注意到，Ｈ的登場，其實逾越了當時地下黨裡頭的單線領導規定。這踰越或許未曾帶來直接的傷害，卻也預示了Ｈ對組織規則的態度，乃至於對同志的態度。


1952年初，Ｌ因為另一群人的關係被捕，這純粹是意外。Ｌ抓進保安司令部之後，受到各種嚴刑對待，據當時親眼目睹的另一位見證者說，他的指甲全部給特務拔光了，而且十個指頭都插進針。但是，Ｌ始終沒有供出他在工廠的活動，還有在工廠裡頭發展出的諸位同志們。

1952年底，「上級的上級」Ｈ也被逮捕了。Ｌ在軍法處，並不知道Ｈ被逮捕的消息，因為當時在保安司令部裡面，審訊的房間是彼此相隔。那段時間，Ｌ還是被不斷刑求，也始終在肉體的煎熬中，秉持自己不出賣同志的原則。但是這位Ｈ就不同了，他是個聰明人、或是個太過聰明的人，深知道這樣堅持下去，會對自己的性命產生什麼影響。因此，在被捕兩天後，他決定自新，他將手下十個支部的名單全部交出來，使特務們立刻按圖索驥，逮捕那十個支部的地下黨員。


抓進去調查站之後，這一大批彼此不相似的人們，在木頭的柵欄裡面，彼此低身交談，才發現大家都是Ｈ發展出來的「關係」。這位長輩，他所在的工廠也面臨大逮捕，他們一車車的送進調查站，然後又移送保安司令部。在保安司令部的時候，他終於見到消失許久的Ｌ了！Ｌ看來非常狼狽，然後手上的傷還沒痊癒，他在放風時間，看到這位長輩，就立刻走過來說：「放心！我沒有給你出賣！我沒有給你的事情說出來！」

但是，這樣的承受痛苦、這樣的堅持，究竟有什麼用呢？沒有，一點也沒有用。這抓進來的數十人，無論是槍決後仆倒在刑場、或是關在監獄裡喪失合計數百年的青春，通通成為了Ｈ的保命符，使得他逃過死劫，而其他人負責承擔一切的苦難。無怪乎，與過去許多長輩的說法相同：「進去軍法處以後，根本沒問過你幾句話，然後接下來就宣判了！」這不能說全是國民黨的隨意亂判，之所以不須要問話，更重要的原因，在於上頭的人早就將所有的事情供出來了！


就保安司令部的「最後場景」來說，故事的結尾大概是這樣：

這一位長輩本人，判無期徒刑，後來囚禁了三十餘年。
Ｌ，長輩的上級，判死刑，1953年槍決於馬場町。
Ｈ，上級的上級，自新成功，在調查局裡任幹員，後來還當了出版社老闆。

據說，1953年宣判以後，在這一個地區，包括市政府、鐵路、電信、各工廠、還有地方支部全都逮捕一空，之後，能說善道的Ｈ，還配合「上面」的指示（現在他的「上面」可是國民黨的特務系統了），在各地演出「勸導自新」的劇碼。



而這位長輩本人，從國防部安坑軍人監獄、綠島新生訓導處、台東泰源監獄、綠島綠洲山莊一路遊牢，歷經三十多年的歲月，出獄的時候宛若浦島太郎，人世滄桑已全然陌生。他問我：「坦白說，我是不冤枉，但是有必要把我關那麼久嗎？我只能說是莫可奈何、莫可奈何」。他講的時候，身旁的朋友在流淚。

我想起了那個已經死去的Ｌ，看著他的遺照，看著他在槍決前一刻的照片，那一張微微笑著、下巴高倨的臉孔，或許，他終究以沒有出賣任何人自豪，因此毫無疑懼的，用那樣的容顏面對儈子手的槍口吧。但背叛的故事始終沒有停息，上面的幹部出賣下面的人，更上面的幹部又出賣更多人。整個1940s-1950s，地下黨全面破獲的故事，就是一連串環環相扣的出賣，才使得如此多的時代菁英，幾乎捲入了撕裂人生的風暴中。

有時候我在想，那個故事中，那位「上級的上級」Ｈ，是不是也很像，現在在身邊仍然常見到的某類人？非常的能說善道、而且表現出極大熱情，儼然成為群眾之中的領導者、理論家？這樣的人，好像比較容易受到大眾的歡迎。反過來，那些默默做事、有股氣魄卻說不出來的人，好像註定只能分到「苦幹」的工作，註定不是在組織中最耀眼的那類人。我不是說能言善道的人容易出賣，只是想，究竟對於那些聰明人來說，在揭櫫著崇高的理想時，究竟有多少覺悟，為自己所說、還有看似信諾的事情，給予確確實實的堅持？蔡孝乾、陳澤民、洪幼樵這些人是不是聰明人？是不是有魅力的人？我想當然是，無須懷疑。但事實證明了，他們用多少人的性命、多大程度的背叛，換取自己活著，還有日後的飛黃騰達。


對了，我前面說道，長輩說，他對自己的人生感到莫可奈何，而且已經有心理準備要「面對最後的人生結局」。這個「人生結局」是什麼呢？他說，就是每一天的清晨，鄰居發現，這家房子的門已經好幾天沒開，用力敲開門，才發現長輩已經在床舖上面腐爛。我身邊的朋友問我，為什麼看起來這麼冷酷？長輩說這段話的時候，怎麼沒有想辦法安慰他。朋友，你知道嗎？我不是不難過，而是面對長輩這樣的覺悟，我發覺像我這樣的「局外人」，無論說多少安慰的話，都只是廉價的徒然。

我剛剛查了查，那位Ｈ先生恐怕已經過世，但是他創立的出版社，許多朋友倒可能讀過他們的出版品。而我拜訪的這位長輩，而今還在人世，但背叛的傷痕，仍在持續作痛。

1945-1949大遷徙的一項側記

陳澄波畫的〈上海碼頭〉。上海碼頭，也是當時許多流離者，在1945-1949年間來到台灣的移動窗口。


碎片一......

民國三十六年，孫立人在上海招募青年軍，並在該年十一月將陸軍訓練部遷到台灣來。我訪問過的一位長輩，姓閰，四川人，該年自上海看到公告，因此從已經讀了五年的夏聲劇校肄業（當時夏聲劇校的教育幾乎停擺），從上海碼頭，搭乘安達輪來到台灣。同一條船上面，有六十五位主要來自京、滬、杭的學生，都是要到台灣鳳山的陸軍軍訓班接受訓練，六十五人都編在一隊。

但台灣的生活實在太苦。這些原本自京、滬、杭等地來台的娃娃兵，其實從未有實際參與戰爭的訓練，加入國共戰局越加陷入惡境。因此，在一次軍中同袍曹氏因憂鬱舉槍自殺的事件中，一位本名彭公戰的軍訓班學員，趁扛遺體埋葬的時候，逃離了鳳山的軍訓班（當時的說法叫開小差），漸次流浪到的台北車站一帶，準備想辦法回到已受戰火波及的故鄉，參與家鄉的游擊隊。

大約在民國三十八年底，直到三十九年韓戰爆發前，當時在基隆的八斗子，還有由毛森招募的「反共救國軍」，或曰「京滬杭游擊隊」，號召當時在國民黨軍隊中的青年軍人回鄉對抗共產黨。於是，彭氏，與先後脫離軍隊的杜麟文、鄭氏，除了聚集在鄭氏在台北暫租的木造違建中擦鞋維生外，並且寫信回鳳山陸訓班，邀請同學們一起回鄉抗敵。這件事情，被軍中的政治細胞察覺，民國三十九年的五月份，一口氣逮捕了同隊中三十五位軍訓班學員，在民國四十年三月一日宣判，同年的六月三日，彭氏與杜氏被槍決，埋葬到六張犁亂葬崗；其餘人則判刑十五年到感訓不等，理由是在軍中發展共黨地下組織，並先後送到火燒島。這時候，由安達輪來台的六十五人，只剩下三十人。


碎片二....

離開鳳山的軍訓班後，勝於其他沒被抓起來的三十人，來到台南的旭町營房，就在當時的台南工學院，也就是後來的成大旁邊。在這邊，由長春地區招募的幾位孫立人新一軍前輩，擔任這些娃娃兵的教官，其中一位教官是田氏。彭公戰等人被抓起來槍決的消息，早透過這些學員口中知道。當時，消息不流通，尤其是政治案件更是避諱談論的對象。可是呢，大家還是偷偷在心裡度量：究竟是什麼理由，要把這些小娃娃兵抓起來審判？

沒想到，過了沒多久，田氏自己也被抓起來了。事情是這樣發生的，必須追溯到來台之前的遭遇：他生長在遼寧的遼陽。出生的時候，雖然張作霖還沒死，但等到有記憶的時候，已經是接受滿洲國的教育了。所以他會說日語、小時候愛打棒球，而且一直到十三歲那年滿洲國覆亡後，才知道自己原來是個中國人，而中國還有個共產黨與國民黨。由於滿洲國統治末期，家中經濟狀況並不好，因此田氏很早就到當地的日資報社擔任印刷工人。報社，原本是日資報紙，等到一九四五年，年號由康德改為民國時，這家報社，很快被共產黨的地下組織遼寧省工作委員會接收，發行遼寧地區的機關報（如同台灣省工委刊印的「光明報」）。但田氏始終不清楚國共兩黨的鬥爭情況，其中一項明證是：由共黨把持的報社，大約只維持一年的時間，接下來報社就很快被國民黨拿去，發行國民黨主導的報紙。而田氏依舊在這邊工作。

民國三十六年，孫立人也在遼寧招募新一軍青年軍。因為報社經濟狀況不好，田氏決定從軍，並在長春接受短暫訓練後，與同鄉的報社同事侯殿權來到台灣，就在鳳山的陸軍官校受訓。

民國四十年，在陸軍官校的校慶發生大事情。每年，在六月十六日的校慶，陸軍官校都會組成「黃埔加強連」，並且請蔣介石與孫立人等軍方高層，到司令台上，校閱官校學生的軍容。在那一天，侯氏趁著機會，拿著同事景氏桌上放的美製手榴彈，在閱兵的隊伍中準備拿手榴彈，準備丟上司令台，炸司令台上面的高官。但這件事情只執行到一半，還沒有成功，侯氏就被保密局逮捕了。

逮補之後，保密局開始清算侯氏，才發現，原來他還在遼寧省報社工作時，就已經接受地下黨人翁浩的邀請入黨。保密局除了抓住侯氏，也準備清算他在遼寧的同鄉。因此，來台時「還以為國民黨最高領導人就是孫立人」的田氏，也同樣送進了台北的保密局本部，成員政治案件的一員，說他在遼寧時也已經加入了共黨組織。在民國四十一年二月二十八日，侯氏的案件宣判，侯氏於宣判當日清晨槍決，並埋葬在六張犁亂葬崗，而身為軍訓班教官的田氏判刑十年，送到火燒島去服刑。侯殿權的骨頭，在開放對岸探親後，便由當年收屍的同鄉撿回去遼陽老家了。


碎片三....

當年，乘安達輪來台灣的六十五個學生，已經抓走了三十五個。現在就連教官田氏也都給抓起來了。

當年的局勢並不穩定，因此軍中陸陸續續傳來逮捕人的消息。閰氏，我一開始說到在上海加入軍隊的前劇校生，不斷的整編到不同軍種，他先後竟然當過了陸軍、空軍、以及海軍。包括來台後目睹的種種，尤其是民國四十二年七月十六日親身參與的東山島戰役，目睹國民黨軍隊派出一萬多名國軍，對抗共產黨在東山島的一千兩百名解放軍，竟然大敗而歸；接著，他又在台北街頭的中山北路與延平北路，看見滿是酒家與酒吧的糜爛生活，因此心生不滿、意態闌珊，決定要離開軍隊，並認為反攻大陸只是國民黨的謊言而已。

但是，還沒有成功離開軍隊，由於他的不滿，還有他的牢騷言論，都被軍中的政治戰士不斷的紀錄下來。因此，在民國四十五年前後，他在左營的海軍陸戰隊被政工人員逮捕，並以他私藏的一本郭若沫文集作為證據，宣判他十年有期徒刑，並先後送到安坑軍人監獄與綠島新生訓導處服刑。

閰先生說，當他來到綠島的時候，當時在新生隊伍中的政治犯們（綠島都稱這些政治犯為新生），竟然有許多人向他揮手打招呼，他也一一揮手回應。原來，當年一起從上海來的軍訓班同學、軍訓班的教官、乃至於在金門打東山島戰役前後認識的其他國軍同袍們，都因為不同理由，除了已經倒臥在馬場町的亡魂外，都給送到了綠島來相聚。不只是成為政治犯的同學，還包括包圍在新生訓導處外的警備連，竟然也是當年的同班同學。於是乎，當年熱血的從上海棄筆從戎，搭乘安達輪來台灣的六十五位青年，竟因為種種不同的理由或案件，到最後，被留在綠島的人，竟然比留在台灣社會與軍隊中的人還來得多。



這篇概略的側寫，不是當時種種政治案件中偶然、難得一見的巧合，而是我最近經常遇到的一類狀況。

比方說，我訪問一位張先生，他在上海時讀新聞專科學校的同班同學，來到台灣者，後來竟「全數」因為播報民國五十六年五月的劉自然事件被捕，例如判無期徒刑的林振霆、判五年的戴獨行（出版有回憶錄）等人。而張先生本人，則在劉自然事件發生前，還沒來得及踏上台灣，還停留在金門時，就因為批評國民黨軍隊的腐化，及私藏魯迅、巴金、郭若沫的作品、乃至於在武漢讀書時曾寫下批評國民黨的壁報文字，於民國三十九年七月被捕，送去火燒島，判刑七年，實際上關了十年餘。但是，張先生在火燒島，又不只是遇見在上海新聞學校的同學；他在金門短暫的軍旅中，擔任過陸軍兩百師康樂隊的隊長，而當時的副隊長歐陽氏，竟然也因為後來轉任教職，因批評學校中教官的軍事化教育，同樣送到綠島來，最後囚禁了十年。

我寫下這篇簡短的文字，當然不是想細緻勾勒出每個案件的詳細輪廓，畢竟每位長輩的訪談稿，幾乎都在七、八萬字以上，甚至高達十餘萬字的篇幅；而要解讀其中隱藏的複雜意義，也不是在部落格上能進行的工作。這邊，我只想要表達一件事情：尤其是在一九五零年代間，面對隨國民黨政府先後來到台灣的兩百萬名外省籍流亡者，在不同的社會位置上，的的確確曾經有部份流亡者遭遇過，一個試圖重整的國家機器，在各種面向上的監控、整肅、逮捕、清掃，而確立新的統治秩序。面對這一系列的權力運作機制，以及作用的密度及強度，及造就的後果，一直是我們今天在閱讀、重構台灣近代史時，還沒有梳理清楚的一個問題。

所以，那些不斷用概括的「省籍」、「統治階級」等類屬，去指出不公平與不正義的論述，已經達成階段性任務，確實把統治機器中曾存在的省籍差異政治給清楚勾勒出來。而另一種訴諸於受難者省籍比例計算的論述，看來也無法充分達到靠近歷史場景的作用。因而，要怎麼思考另一種（多種）細緻解讀歷史的可能性，就成為必需要集體思考的重要課題。當然，這篇簡短的文字，要感謝好幾位長輩的分享：包括上面寫到的閰氏、田氏、以及跟彭氏與杜氏同案的楊氏、陳氏兩位先生；還有最後面寫到的張氏等長輩。正式的訪談稿，則將會依循正式管道出版，達成長輩希望將親身遭遇公諸於世的心願。

隨筆：大蛇之死（內有照片，不喜勿入）

其實，大蛇與龍也差不了太多了。這是日本浮世繪片中畫的龍吧。


無大意義的一篇隨筆。前幾天，跟老頭在笠園吃麵，吃著吃著，看到報紙，讓我由衷的大吃一驚。

照片中的主角，就是我下面轉錄報紙中照片的那條臥倒大蛇。那是一隻巨大的網紋蟒（Python reticulatus），原產於東南亞的泰國、緬甸、馬來西亞、印尼等地，按照紀錄來說是世界第二大型的蛇類（第一名是南美洲雨林中的大森蚺喔），曾經有過食人的恐怖紀錄。我會驚訝，不是因為在圖鑑或電視上看過牠。我還曾經摸過這種蛇呢。

照片中的牠，死於被堆土機的砍刀撞死的意外。當然，說是意外，開推土機的鄉親恐怕也受到嚴重驚嚇，據說他從推土機上衝下來，跑回住所去。我把麵店的報紙拿回宿舍給朋友們看，有的朋友感到震驚、有的朋友感到噁心。但說真的，我感覺那隻蛇好可憐，無論是逃出或是惡意棄養，從異鄉被走私到台灣，就這樣靜靜的存活、然後意外的死於推土機撞擊下。






二十日死去的網紋蟒照片，轉載自中時電子報，由記者陳世宗拍攝。


以前，我也在部落格上寫過，關於圓山動物園逃出大蟒蛇的傳說，雖然我忘記是寫在哪邊文章裡面了。我也談到，根據當時報紙與民間傳說，後來，有住在新店碧潭的民眾，目睹過這些大蛇。但持續的發展，雖然動物園與官方都祭出高額獎金懸賞捉蛇，但從此之後，那十數條在颱風天逃出動物園的大蟒蛇，就再也沒有正式的目擊紀錄了。如果，對於黑白照片的辨識沒有太多錯誤（我至少認得十多種蟒蛇喔），那時候逃出去的，也是我說的網紋蟒。

這隻被撞死的網紋蟒，若說是遭到飼主惡意棄養，並不是沒有可能的事情。按照報導中描述的大小，這隻網紋蟒一週至少可以吃掉兩三隻的成雞，以前也有聽過地下流傳的說法，說是要拿流浪狗來餵。仔細想想，按照這樣的身材比例，說要拿流浪狗來餵食，其實一點兒也不奇怪。這樣說起來，撇開提供空間不說，光要養活這條蛇就是一大筆開銷了。

但我想，如果是惡意棄養的話，那牠在台灣的生活或許是很孤單的。跟他比起來，那些號稱是台灣大型蛇類的臭青公、南蛇、細紋南蛇、過山刀、錦蛇，根本就沒辦法比了。實際上，在台灣的野外到處竄走，也沒有幾種生物，其大小能夠跟這種網紋蟒相提並論。更別提遇見網紋蟒伴侶的事情了。那麼，牠是怎麼在台中的市區或近郊過活下來的呢？不成比例的在陌生的異鄉活著，光是想起來，就是很痛苦的事情。


很多年以前，恐怕是大學一年級的時候，我也曾經在關渡的上空，看到一隻來自非洲大陸的紅鶴飛過。據說，按照當時的推測，牠應該是從動物園逃出來的。如果我的印象沒錯，小時候在圓山動物園看到的紅鶴池，應該就是沒有加蓋、加網的？不知道那時候的木柵動物園是怎麼處置紅鶴？那麼，又是什麼理由，讓這隻平常不菲的紅鶴，會突然振翅飛翔，並且離開族人，獨自到關渡平原的遼闊紅樹林間，與一群白鷺鷥跟一群埃及聖鹮飛翔呢（後面這個原本也是外來種，可是現在在關渡與社子都有一定的族群了）？

我永遠記得，當紅鶴飛在那群白鷺中的奇怪違和感，因為，白鷺飛行時會縮起脖子，但是紅鶴飛起的時候，脖子伸的可是筆直，好像在一群小型的鳥類中突然浮現一個大型的十字架。我還記得那個畫面，但我始終不了解，為什麼那隻紅鶴要飛走？牠難道不會感覺自己活的很孤單嗎？


或許，對於某些朋友來說，這條死去的大蛇，是個令人恐懼的對象吧。可是，看到這張照片，尤其是對於沒有眼瞼，死了也不會瞑目的蛇類來說，牠的眼神還是宛若活生生的張著，只不過暫時累了，所以倚靠在磚頭上面。許多人會感覺很恐怖，而逃過蛇吻的農民，恐怕真也是逃過一劫（我跟老頭評估，這種大小的網紋蟒，真要吞掉一個瘦小一點的成人並不是不可能）。可是，看他這樣潛伏在草叢中，恐怕又是孤獨又努力的活著，卻意外的被推土機撞死。第一次看到這幅照片的幾秒後，我的心情已經由驚訝變成難過。

人，恐怕永遠不能理解動物在想什麼。這兩天，我有機會看電視，看著阿德里企鵝與國王企鵝那種生命史，那種成長就是為了找尋配偶、然後千里迢迢捕食去餵養小企鵝、最後冬天來臨，等著下一代成長，接著在天寒地凍中死去的生命軸線，我就真覺得我弄不清楚（對於其他種生物的）生命，究竟是為了什麼意義而存在。或許，繁衍下一代，對許多物種真的是很重要的課題吧，雖然我不能了解那種心情。寫到這邊，我也突然意識到，我對於自己的生命，究竟有什麼「終極意義」，似乎也沒有太多的理解。到底這條大蟒蛇死前，抱著什麼樣的心情在台中縣市存活，這件事情恐怕也變成謎團一般。

當然，我不會想把牠煮來吃。還有，我猜，這個農地可能會興建一間什麼蛇公祠。所以，到最後，我好像只能這樣記下：二零零八年的九月二十日，一條來自異鄉的大型網紋蟒，意外的死於台中農民的推土機刀下。

黃藻儒先生的遺作

St Matthew and the angel (1602, by Caravaggio)


九月六日的晚上，郭三川先生在大家面前唱了一首歌。據說，這首歌是當年關在軍法處時，同樓層的人演唱的歌曲。郭先生害怕這首歌失傳，因此決定在年輕人面前演唱，希望能將這首歌流傳下來。隔天，九月七日的早上，一群年輕人把這首歌學了起來，然後演唱給郭先生聽。

郭三川先生，台北市大稻埕人，原本擔任長官公署圖書館館員，因為與參加四六事件的學生交往，因此受牽連逮捕，未經審判，就送往綠島新生訓導處與土城生產教育實驗所。當年，無論是有審判或未審判的少數人，在軍法處或軍法局的樓層裡，經常會唱歌，一方面彼此勉勵、慰藉思鄉或失去自由之苦，一方面也是為被拉出去槍決的受難者送行。幾首有名的歌，已經越來越成為政治受難者間象徵苦難歲月的經典歌曲。至於郭三川先生唱的歌，過去則少被提及，但不少同時期在同樓層的政治受難者都會唱。



我們在這裡磨練磨練
我們用不著徬徨徬徨
我們感不到悲傷悲傷

我們養成了忍耐觀察思索的特長
我們打破了貧富尊卑貴賤的觀念
我們表現了親愛精誠團結的徵象
我們消除了籍貫年齡地域的成見

我們在這裡磨練磨練
我們用不著徬徨徬徨
我們感不到悲傷悲傷



陳英泰先生當晚跟我說，這首歌應該是黃藻儒先生做的。我對這個名字有印象，首先是因為初見《白色封印》一書時，裡頭就附有黃先生的照片。過沒有幾天，陳英泰先生證實這首歌是黃藻儒作詞，蔡正雄譜曲。黃藻儒，浙江人，新聞工作者，據口述中幾位長輩指出，黃藻儒人很和氣，因為批評時政而以為匪宣傳的罪嫌逮捕，判處十年有期徒刑，這在當時的為為宣傳罪中算比較重的刑期。後來，在火燒島待了一段時間，黃先生又被送回去台北槍決。這段送回去的往事，陳英泰先生的回憶錄有極為清楚的記述，我這邊也就不再多提。

實際上，在這幾個月的拜訪中，經常會聽見受難者唱起在不同時期、不同監獄中所唱的歌曲。當人的身體侷促在狹小、擁擠、黏膩的牢房時，人所能做的事情，恐怕就是透過想像與歌聲，使自己能夠在最限縮於物質限制中的狀態中，得到一點解脫或救贖。所以，我才說，以前有人提到蔡瑞月的舞蹈，是在黑暗歲月中自我救贖的一點光芒。我認為，在政治犯監獄的漫長日常中，有更多更多的創作，無論是寫作、繪畫、或是音樂，都是人能夠度過各種綿密時空管理的一點憑藉。

如果我們能把這些聲音、影像，用錄影與錄音紀錄下來就好了。既然有這樣的想法，而且時間又不是永無止盡，因此就決定要做了。如果各位朋友，你們願意支持這樣的計畫，而且熟悉錄影與錄音工作者，隨時歡迎寫信與我們連絡，我們需要各位伸出積極的援手。

綠島歸去，數日的安靜旅程

歐陽文先生拍攝，1950年代的綠島一景。


九月七日，天氣晴。中午在牛頭山山頂，結束了第二屆青年體驗營的行程。離開綠島的船上，我門幾個夥伴，還有叡人師，躺在稍為搖晃的船艙內，我就這樣安靜的睡著了。我想起結業式時候，那幾位幾十年來，都不曾談過自己經歷的長輩的笑容，我想，雖然這段時間頗為焦慮，但由結果來看，我們應該做對了一點事情。

抵達台東後，微陽，微雨。一位老先生主動問起我們，現在的綠島是什麼樣子？我稍稍打量，知道他許多年前也待過綠島，只不過不是新生，而是管理人員。九月七日的那天晚上，我與易澄、維昭與緬因、白家姐妹，幾個人住在台東市區。晚間睡覺時，我彷彿洩了氣的球，這陣子累積的種種情緒壓力與負擔，終於全部攤開來，消散與融化在乾淨的空氣中。

離開綠島，無論是耽擱一日兩日，大部分夥伴都陸續回家了。我還欠了好一陣子的約定之債，因此，從台東出發，緩緩的經過屏東與高雄，又耽擱了一個星期，我才回到在台北溫州街的窩。沒想到，這個夏天，在無止盡的忙碌與慌亂吐納中，我竟然有機會，以這樣的機緣繞行台灣一週。



九月八日，天氣晴，午後的陽光灑在太麻里鋪滿碎石的小果園上。這不是第一次造訪張先生家，所謂的「白頭宮女話當年」，也這樣延續了幾次的行程。張先生來台的經過非常曲折，總之，就在民國三十九年的秋天，都還來不及踏上台灣的土地，就在金門被逮捕，然後送去火燒島關了十年。在火燒島，五零年代較為多樣的生活中，張先生拿起了紙筆成為導演，然後寫下了兩百多齣劇本。然後，離開火燒島前，他委請難友們幫忙抄寫，將這些劇本夾帶出火燒島的海岸線。走過幾年徬徨的神學之路，張先生最後在後山落了腳，娶了當地的排灣族妻子，生下五個孩子，就在太麻里的山坡上居住了數十年。

九月九日，天氣依舊炎熱。在綠島時曬發紅的皮膚，已經漸漸的剝落下來。上次拜訪檳榔村，可能是五、六年前的事情。高先生的耳朵幾乎聽不見，記憶也已經淡薄。或許，是因為這陣子記下不少六張犁死者的故事，前一天晚上，我在台東的小旅館，還仔細看著那兩位槍決者的照片。我想，高先生應該會說出他們的故事吧。沒想到，我們坐在那貼滿剪報的客廳裡，他勉強的聽見我說出那兩個名字。他皺著眉頭，告訴我說，他記不得這些人了，他從離開火燒島之後，就不讓自己回憶過去的事情，要努力生存。我相信這些話是真的，也很高興高先生能從最恐怖的地獄活到今天，那就夠了，忘了也好。我雖然沒聽到什麼故事，但從公墓走出來的路上，想起高先生與他的孫輩，還有頭頂上的陽光，我很滿足這樣的一天，我在東海岸的這一處地方。

九月十日，希望天上能多些雲朵。這兒的街頭要比台東熱鬧，而此時此刻，我並不喜歡這種節奏。曹先生的故事，是目前檔案上還看不到官方說法的故事。上回在新竹唐突要了電話，這回跑到他家，他笑盈盈的說，這回他可交了個「忘年之交」。傍晚離開以前，我說想替他拍幾張照。曹先生聽了我的話，拉開上衣，告訴我就拍這個吧。我仔細看，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被通電電擊後的傷口，傷口的肉會凹陷下去，皮膚下的筋燙熟後會露出淡淡白色。這幾個月來，長輩露出銘刻在身的肉體之傷，已經不是第一次。我一直在響，是什麼原因，會讓害羞而甚少談論昔日遭遇的他們，突然願意在鏡頭上，這樣展露自己給白色恐怖給傷害過的身體。

九月十一日，在還保持著一甲子前樣貌的現場，磅礡大雨不住從天上傾倒下來，聽說颱風即將來襲。說是現場，中間也已經悠悠渡過幾十年歲月。一般來說，我們總希望長輩先談談自己的遭遇，彷彿在迷霧中給我們比較清楚的一條線狀指南。邱先生與閻先生都說，自己人生的厄運，就是從這個地方展開，所以重訪這兒，也就是重訪傷心歲月的起點。最後，我門請兩位長輩，唱起當年在牢房裡演唱的歌曲，有一曲《思故鄉》，還有一首《念故鄉》，即使是平常寡言的邱先生，都張起雙臂高聲的唱著。雖然，我們正站在這兒，但真正的歷史現場，已是久遠久遠、且不可逆轉的過去。某方面說，我們始終在徒勞無功的及格標準掙扎，並且要努力讓自己對語言有多一點點的信心。

九月十二日，天空的烏雲越來越沉重。我門造訪的唐先生，光說起句話就會喘氣，但眼前的身軀，卻依舊是從劇烈的風雨中走來的靈魂。他說到被刺刀刺穿股間與小腿的故事，那時候，士兵的刺刀從小腿的另一側穿出來，刀還是要收回，於是就用自己的腳踏在唐先生的腿上，像拔蘿蔔般的把刀給拔出。我聽到這段的時候，感覺很痛，但我也知道透過想像感覺到的毛骨悚然，絕對不同於他們親身經歷當下，還有走過接下來的每一日每一月的痛楚質、量。恐怕，更深刻的質問，不在於重複這些剎那想到時，會感受到痛苦的片刻，有更深層、遍在的幽暗，那恐怕才是要面對的難題。



電腦有點兒古怪，剩下的故事，我也沒辦法繼續寫下去。但說起這一小段，其實也足以表露我這兩三個月來大致的生活樣貌。如果我在部落格上少寫了一點故事，大概是因為每天聆聽的故事太多，以致於消化跟沉澱都需要一點時間，何況我們願意做的，更不只是單純的聆聽而已。出發前往綠島前，我們曾經上了中橫拜訪一趟鍾先生。在前往給薄霧籠罩的高麗菜園途中，我們緩緩的由蘭陽溪旁的河谷爬升，兩旁的山谷皺摺的蜿蜿蜒蜒，據說這就是當年鍾先生要幫忙組織建立武裝基地的地方。小虎說，寬尾鳳蝶的第一筆紀錄也在這兒。溪水依然流著，故事卻隱匿在時代的塵土中。

從塵土中挖起碎片，並且嘗試詮釋過去的歲月，其實仰賴於好幾個預先給定的假設，對於考古學來說是這樣，對於我們的口述工作也是如此。聆聽故事的時候，有時後感到安心，有時候卻也不免疑惑，我們究竟有多大空間，還能觸摸到那不可能觸摸的從前。但是，無論如何，九月已經過了一半，而中秋夜的風雨也即將要平息下來，而往前走的道路，還是要繼續踏下去。

聲音的記憶，一路伴隨旅途

我人生中購買的第一捲錄音帶，就是草蜢隊的《失戀陣線聯盟》啦！對，很好笑，這髮型與宣傳標語都很好笑： 「你的半點心，就住在這裡」XD。可是，這就是我貨真價實的童年回憶啊！


悲傷的時候，就要唱歌。當然，快樂的時候，也要唱歌。

記得，看過某個心理測驗，裡頭說道若要測量人的「幼稚」程度，一項有用的指標，就是看這個傢伙會不會在路上唱歌，越會在路上唱歌，心智就越像小孩子。這樣說起來，真是糟糕，不只是我，包括我身邊的許多朋友，都是在這種將屆三十的年紀，仍維持著隨口在路邊唱起歌的習慣。

我算是六字頭尾巴出生的小孩。算起來，跟我同年紀的朋友，應該也經歷過小虎隊當道，還有拿著收音機在教室裡偷偷放《永遠不回頭》的年代。那個時候，我記得張雨生還沒當兵，那時候還有一齣找一隻白色捲毛狗當演員的八點檔連續劇。然後葉蒨文在「京城四少」唱紅了《瀟灑走一回》，然後這歌名就成為許多小學生在畢業紀念冊上最流行的一句留言。更小時候是薛岳的《機場》。偷打「快打旋風二代」時背景放的是草蜢的《寶貝對不起》。還有，我永遠不懂東方快車那首歌曲的開端，為什麼「寂寞的『駝鳥』，總是一個『人』奔跑」？

這些歌曲，好像逐漸變成生活略顯沉重時，找到解脫的一個出口。前幾天，我有位差不多同年的朋友心情不好，我對他說：唱唱看《紅蜻蜓》吧，這麼多年沒唱，現在唱的滋味，應該會讓你心情好上一點，想起比較單純、快樂的時光…


在我很小、很小的時候，我的媽媽，就會在睡前唱歌給我聽。我印象裡面，這些歌曲包括了：《南屏晚鐘》、《海鷗》、《四季紅》、《一隻鳥兒叫啾啾》、《最後一夜》、《西北雨》、《海鷗》、《藍與黑》、《油麻菜籽》…。當然，我現在回想起來，覺得我媽選的這些歌曲真奇怪，到底，她希望我藉由這些歌，變成一個有什麼音樂素養的小孩？對一個小小小朋友，唱《一隻鳥兒叫啾啾》，不會覺得太悲涼了嗎？

小時候，我喜歡偷聽廣播電台。我一直以為廣播電台中放的歌，是請流行歌手到「空中」現場演唱（而且因為這兩個字，我以為電台都是架設在很高的山上），然後唱完請別的歌手進來唱。稍微長大一點，我就明白，把錄音帶上的小孔塞入衛生紙團，我就可以重新錄音，然後選擇電台中喜歡的歌。


那個時候很有趣喔！我記得小學四年紀的前後，我錄了以下歌曲：七匹狼的《永遠不回頭》、王傑的《我要向太陽怒吼》（現在想起來這歌名很白痴）、瘐澄慶的《管不住自己》、張雨生的《想念我》、周治平的《青梅竹馬》、小虎隊的《青蘋果樂園》、郭富城的《我想偷偷對你說我愛你》、草蜢隊的《限時專送ＡＢＣ》、劉德華《如果你是我的傳說》（這歌名現在看來實在是糟糕透了XDXDXD）、黃韻玲的《藍色啤酒海》、還有張國榮的《路隨人茫茫》（讓我哭的一蹋糊塗的倩女幽魂主題曲）。啊！天啊，現在打到這個歌名，我又發抖的想起我的童年時光。

同時期，我還非常喜歡一類歌曲，但是我在小學偷聽《台北之音》的時候，還有國中聽光禹的節目時，都比較少聽到，那就是以前流行過的校園民歌啦。我記得我第一次親臨現場聽民歌，是跟小禿在放學後，從建中走到中山堂。我記得我親耳聽到鄭怡唱起：「再唱一段唐山謠」，眼淚就西哩嘩啦流下來。我記得還有王海玲的《忘了我是誰》、齊豫的《橄欖樹》、潘越雲的《天天天籃》、黃大城的《曠野寄情》、施孝榮的《拜訪春天》…。啊，害的我那幾年，我不斷的追尋民歌演唱會，那也是我童年時在許多場合，偶然聽到的聲音。但是對一個小學生，還有過過三年苦悶私立國中生活的高中生來說，不會特別想去找這些「老歌」，但當聽到這些聲音的時候，真是宛若天籟、撼動我心裡沉睡的記憶。

當然，那時候我也不免花痴過，我超喜歡唱《Lemon Tree》時候的蘇慧倫，還偷偷跑去買她的專輯，哈！然後我高中班上的一個同學（揪霸），會去買徐懷鈺的專輯，本班有些徐懷鈺派的成員（不是我），當我翹課跑去這位同學的宿舍睡覺的時候，他就會放這專輯給我聽。靠！有時候放完徐懷鈺的《妙妙妙》，就放張雨生的《口是心非》，這落差未免也太大了些…。


高中很迷民歌。到了大學，基於某種「應該要聽成熟情歌」的自以為是心態，同時也是Ｑ的偶然引薦，開始聽陳昇的歌，一首接一首，以前的陳昇還真是他馬的天才啊！另外，那時候的伍佰，在《樹枝孤鳥》已走過生涯創作高點，我就開始回頭聽更早以前的歌曲，同時進場的還有陳明章、金門王與李炳輝、羅大佑、蘇芮、蔡振南、林強…。喔！那時候真是被「亂彈」嚇到了，曇花一現的兩張專輯，我是從第二張裡的《走馬燈》開始著迷，但回頭聽第一張《良心》，整張的編曲素質與阿翔的歌喉，真是令人驚艷的恐怖！可惜這個樂團已經差不多解散光了。


我之外，我的朋友，從高中到大學，也喜歡在失戀的時候，打電話給我，藉由唱歌來使我理解他的心情（現在想起來，女生打來還好，男生打來唱歌一晚真的很奇怪）。比方說，我高中的時候，一個社團死黨，我還記得地點是在建中資源大樓的二樓，他對我唱《吻別》，還跟我說該張專輯一到五首歌都是他的心情，嗯。還有，我也不要說是哪位仁兄啦，大學的時候失戀，打電話對我來唱五月天的《擁抱》，欸欸欸，這首歌好像跟失戀無關，而且應該是當時的同志國國歌吧…。

我媽後來也習慣了。他兒子經常在三更半夜，有時候對著話筒，要不是對方唱歌給他聽，要不是他唱歌給對方聽。幹，我還記得高中合唱比賽的時候，班上的負責人姚鼐要我合唱的時候閉嘴。然後我記得第一次談戀愛的時候，在某個海邊，我想唱天天天藍，那女孩跟我說：欸，你別唱了，我來唱吧。可惡，但是在我努力不懈的修煉下，現在，我的歌聲，已經算是這個國家的藝術資產了吧！


說起唱歌，真是好多回憶。前幾年，那種車窗可以打開的平快車，還沒有從十課表上近乎絕種的時候，我們幾個好友去花蓮玩，總是會佔據車廂一角，打開窗戶，然後高高興興的大聲唱歌。反正平快車的內外噪音很大，然後過北迴線的幾個隧道時又煙塵過多。沒有乘客會真的注意到我們的歌唱，平快車就維持了一個小小的可愛角落，讓我們這些年輕人，快快樂樂來到花蓮。

所以，在地圖上，我有屬於海邊的歌曲、屬於山上的歌曲、屬於台北某個街腳的歌曲、屬於某個人失戀那晚的歌曲、屬於某個男孩的歌曲、屬於某個女孩的歌曲、甚至屬於不快樂回憶的歌曲。這些過去的行腳與聲音，就這樣一點一滴的、刻在我養育出的習慣之中。直到現在，我還保留了這些習慣，無論是快樂或悲傷，當感覺來的時候，就在路上唱起歌來。


前幾天，我朋友心情沉重的時候，我教他重唱《紅蜻蜓》，大家唱的開心，他的心情也就好轉起來。想想，童年的時候真快樂，無比單純，幾乎沒有現在那樣多複雜的煩惱，也沒有必要忍受一些陰陽怪氣的他人脾氣。那個時代的聲音，這的確是屬於某個世代的人們所記憶著。現在或許也有年輕朋友，有天會喜歡我童年時聽過的那些歌曲，但確實，當他們聽的時候，裡頭的某種共享滋味，是很難為那些不同時空聽聞的朋友所感受。

怎麼辦，我到現在，還是不覺得在路上唱起歌有什麼奇怪？剛剛跟老頭去師大夜市買水果，後面跟著智偉與品汶，我還是有唱歌，我好像每天走路都會這樣唱歌。想起來，慶幸自己好像還有些不變的部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