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原罪」的一點看法。

昨天課堂聊到一些說法，頗有感觸，下課後跟 Verve 站在路邊聊了一會兒。昨天教室的黑板寫著這樣幾個大字：「外省人原罪？」。

坦白說，我不能同意這樣的說法。一方面，我原本就反對使用廣大、均質、粗糙的大範疇談問題，這樣的說法常隱含暴力。不過，我應該還不至於淪為用過於「解構」的態度面對這些討論，我一直強調，這個範疇在分析許多面向確實具有意義，無論昔日國家機器「客觀」的制度性界定，或某些人「主觀」的自我認同，始終牽涉到這個範疇。問題是那句驚心動魄的詞彙實在太粗陋。

我出身在一個不算標準的半外省家庭，身邊也不少好友是外省人（在略帶荒謬的網路世界中，我是不是還需要補充一句「本省朋友也很多」，才符合政治正確？）。某方面說，我很了解泛稱的「深藍」思維大抵如何，還有年長者對故鄉／中國的情懷。或許可以說，這種情感縱使與我的光譜距離遙遠，但我一直相信，相較我的情懷來說，它們要不就同樣真，要不就同樣假。

用更簡單的話說：鄉愁沒有對錯，無可能做價值判斷。當然，這種特殊的性質，卻把今天的台灣帶進了好似真實、卻也荒謬的爭論中。



昨天有位同學說：「其實現在外省人跟本省人距離也會越來越小，現在哪個外省人不是混了本省人的血，你說誰的血統還是純粹外省」。

問題根本不是這樣。首先，陷入血緣論的思維才是危險，而且該選擇誰作為比較標準本身就是個恐怖的問題。次者：問題沒那樣簡單，差異與相同可能都是無窮無盡，只要想捍衛某種認同，總是可以挑選出區別同異的無數基點。第三，這是關鍵：問題不在於努力尋找「彼此同化的論述」，而是要去尋找「在差異間共同生存的倫理學思維」。

我不清楚省籍問題在台灣到底多嚴重，現在的喧囂是「壓抑已久的情感終於爆發出來」、或「原本無甚嚴重的情況被不斷製造出來」？我身邊認識從不覺得省籍是個問題的朋友，無論是本外省籍的漢人與原住民；我也認識家人是二二八事件、或白色恐怖直接受害者的好友，無論長輩或平輩，省籍區分對他們就是敏感而具意義的問題。



身為一個二十歲後才漸漸有「省籍意識」、至今仍無法確定自己在這種論述中位置何在的年輕人來說，黑板上的幾個大字，仍讓我的心情有許多感觸。

你知道嗎？對許多我認識的外省長輩來說，某種大中國情結與省籍意識確實存在著，他們可能是餃子店老闆、大樓管理員、或大專院校老師，撇開政治與認同議題不說，跟其他我敬愛的長輩沒有兩樣。不過，現在的我，也慢慢學會去開口溝通，開口說一些我覺得應該要講，不算是指教，卻想與他們溝通的一些想法。



我想，應該要學會跟某個時代訣別了。在那個時代裡面，可以高舉著國家或民族利益大旗，然後用非法暴力（或是合法的不正當暴力）殘害身家性命；那是個幾乎都是政府稱為「外省人」的人們才能擔任政治人物與軍公教公職的年代；那是個在「高級」的社會場域與文化活動中，只能以北京話當成公共語言的時代；那是個官方歷史敘事與教科書中只能容忍一種記憶，而不允許其他聲音說話或延續的時代。那個時代是要過去了，外省人獨占政治、公家機關工作權的時代過去了，文化詮釋權掌握在特定群體手上的時代過去了、只用一套典型的歷史敘事壟罩所有記憶與想像的時代也過去了。無論習不習慣、喜不喜歡，這會是以後的常態，我衷心希望那個時代永遠不會再來。或許當我們都能積極面對這段過去，並且用健康的態度擁抱與告別它，一個比較好的情境才會來臨。


有長輩曾經對我說：「二二八事件是不得已的，要維持社會安定有時候就必要殺掉某些人」，這樣的說法，我在不分省籍的長輩口中都聽過。 Arent 曾對「惡」的性質進行討論：有限的惡是謀殺人的性命，根本的惡則是系統性形塑每個人的態度。那個時代的幽靈走了沒？那個時代的亡靈是否還盤旋上空？倘若我在日常中還能聽到這種言論，或許，離我們真的告別那個時代的日子，還需要一些努力。



我絲毫毫不贊成「外省人原罪」這種說法。或是，要把「罪」的概念放這麼廣，那麼「罪者」絕對不是用「外省人」這個大網就能一網打盡。每次說到這，我就想到宋澤萊筆下「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的主角彭少雄。不過，即使無法使用什麼完美的辭彙指涉罪者，要朝著更好的生活邁進，我們卻確實要面對廣泛、刁鑽、而棘手的意識形態力量，其中的某些類型，確實常與一些外省認同論述綁在一起（反過來說，其他類型認同論述亦然）。

認同的歧途我還沒有辦法。但那些過去建立的價值觀，例如漠視人權、對國家暴力視而不見、認為差別待遇與特權理所當然、視政治人物為盲目崇拜對象，那些價值觀該過去了，它也不應該跟任何鄉愁綁在一起，成為捍衛某種認同時可以略過與不檢討的課題。面對它，會讓我們共同生存的情境好一些，縱使還有一些尚未克服的爭端。


作為還沒思考透徹的雜筆，卻還是有必要先記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