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o-Nationalism

在民族主義理論中有所謂「現代論」與「族群符號論」之爭，用比較簡單的方式說，兩者爭論的焦點，在於民族純粹是現代才出現的現象，還是有更久遠的歷史淵源。

Hobsbawm 在這場論戰中曾被歸為「現代論」陣營的大將之一，大概與他編輯過「發明傳統」這本書有關，他當時用「發明」二字強調民族主義只在近代出現的特質，並藉此指出民族神話訴說的古老面貌往往只是後人強加的意識形態效果。不過在1990的作品中，他似乎稍微修正了這個看法。在這本書的導論中，他推薦了十二本「研究民族主義不可不讀的書」，裡面包括了「族群符號論」陣營大將 A. Smith 的作品，也包括研究「民族主義前的民族」的 J. Armstrong 。

我不是說霍布斯邦改口了，認為民族主義不是現代獨有的現象。但他確實注意到許多民族主義與運動不斷挪用或利用了前現代的既有資源。對這個現象的關注與對蓋爾納理論的修正有關，他批評蓋爾納的理論只從「由上往下」的角度分析，卻忽略了對凡常大眾的意識進行「由下往上」的梳理。從這方面說，霍布斯邦似乎對「族群符號論」陣營的批判做出了隱隱修正，畢竟史密斯不斷強調，忽略對大眾意識的探究，以及忽略「再詮釋」、「再建構」可能比「發明」是更具有動員效果的策略，是「現代論」者最常見的問題。

霍布斯邦進而提出「原初民族主義（proto-nationalism）」的概念。簡言之，這主要針對一般大眾的意識而言，可能是超越地域並與國家體制相關的（前現代）認同，有別於民族主義處則是「還沒與疆域化國家建立必然關係」。他提出原初民族主義主要有兩個類型：（一）超越地域的普遍認同；（二）少數團體的政治團體與修辭，並且與國家建制有密切關係，並具有擴及大眾的潛力。這些原初民族主義與嚴格意義上的民族主義並不相同，但很容易在民族運動中變成動員的資源與優勢。對於這些資源，他試圖按照語言、族群、宗教、既存的帝國或國家等四個面向進行討論。



在他的討論中，中華帝國好幾次以「例外」的姿態出現在分析中。比方談到語言問題時，他強調中華帝國是個特例，很早就發展出標準化的書寫文字供知識份子與帝國之間進行溝通；或是中華帝國內部的族裔或許紛雜，但從數字上來看，漢族竟然佔據高達90％的比例（在這個面向上，他強調日本與韓國也是世界上特別的案例）。在宗教面向上，中國的儒教或許也能夠成為與其它不同群體區分的憑藉。在這邊，我特別關注他提出的原初民族主義概念，以及他對中華帝國案例一些理解上的洞見與錯誤。

談論宗教的時候，他談到宗教可能成為民族動員中的資源，但倘若是普世宗教太容易勾連到超越民族界線的範圍，而部落宗教又小到不足以讓動員成員有共享感。我想指出：首先，談論中華帝國的宗教卻只關注儒家或道教，很可能導致一種 Weber 傳統下的錯誤；次者，結合中華帝國的諸多「意外性」，若意識到民間信仰對塑造帝國共同體認同的長久傳統，很可能提出有別於前兩種原初民族主義之外的第三個亞類型：在這邊，首先在大眾間建立起超地域的認同；並且，這套語彙則與國家的制度形式密切相關。

中華帝國的民間信仰作為勾勒前現代政治共同體意識的重要媒介，在人類學與漢學研究中已經有長久傳統（我這幾天打算為此再寫一篇介紹性的文章）。簡言之，即使大眾不懂得書寫文字，但是在這套象徵符號體系所表達的政治秩序與歷史記憶，以及藉由「靈」這個概念所交疊出的複雜超地域關係，都使得中華帝國能以相當獨特的方式，在長久的時間維持帝國的建制與認同。這裡面累積了豐富的文獻與辯論，詳細的內容我無法在本文介紹，但呼應著霍布斯邦的書寫，我倒是可以提出其中幾點與大家分享。


文字。霍布斯邦指出，書寫文字與語言的普及與民族動員的成功密切相關，這同時涉及語言學者對語言標準化的問題，也涉及科技發展與社會轉型的問題，這在 B. Anderson 的作品中有很詳細的分析。許多研究習慣把「文字」視為僅由中華帝國官僚與知識份子掌握的少數知識，但是 E. Ahern 的分析就指出，在普及中華帝國四境的民間信仰儀式中，有一項特色，就是對文字與官方文書書寫形式的運用與模仿。簡言之，人神溝通的模式大量仿照了俗世官僚的互動方式，互動時必然要透過書寫文字以表莊重。農民大眾不見得懂得寫字，但民間的儀式必定要聘請俗家道士或和尚書寫表、章、疏、碟以進行象徵互動。換言之，標準化的文字不但普及在知識份子與帝國官僚間，也被民間運用於大量仿照官僚系統想像其象徵秩序的神靈體系互動時（即使是用隱喻的方式）。

宗教。民間信仰的語彙大量挪用或模仿了帝國官僚的術語及秩序圖像，這應該是我已經多次提及的事情。小至物質文化的呈現，大致象徵符號體系勾勒出以官僚為主幹的秩序，乃至於帝國俗世官僚與超自然官僚的平行互動。如同 S. Sangren的研究指出，不應該分區菁英／地方，也不應該區分大傳統／小傳統，從象徵符號所傳遞的歷史記憶與秩序來看，由「靈」勾勒出的神靈體系與由「仁」勾勒出的儒家道德秩序，交會在不同社會層級中，並且勾勒出龐大的帝國建制與日常生活景觀。



我同意 Hobsbawm 的說法，原初民族主義可能作為民族動員的資源，兩者之間卻還是有一些本質上的不同。其實這樣的說法與「族群符號論」的觀點已經沒有太遙遠的差距。族群符號論者也主張民族主義論述畢竟是一種現代的形式，像研究中國民族主義的 Duara 或 Townsend ，也都強調對中華帝國－中國（民族國家）之間的發展來說，陌生的是民族國家「疆域化」的概念，而不是政治共同體的自覺意識。


我想應該沒有太嚴重的誤讀。霍布斯邦在 1990 年這本著作中的轉變，雖然以歐洲的經驗為主要對象，但是一些概念的修正，卻更符合我對於中國民族主義發展過程的看法。其實，就這層意義上來說，日本民族主義與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歷程會是個有趣的對照。而台灣的本地社會在這一百多年來，竟奇異的與這兩者的民族工程先後相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