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二二八」成為「炙熱符號」之際

在二二八紀念日談二二八，就意味著必然要介入到一連串濃厚而交纏的符號生產。當然，符號的生產絕不是平和之事，「二二八」成為了一個或一串符號，所有的訴說都可能捲入到當下權力關係的競逐。也自然，從另一方面來說，原本就沒有任何對過去的訴說能夠逃過符號系統的轉化。

最近陳宜中有一篇「大真相與小真相」的文章，我先看到 news 在 inin 的個人版上貼出來與大家分享，又看到弱慢與瓦礫先後作出回應。不過，有別於對「小寫／大寫歷史」或「小真相／大真相」的討論，我更關心的是這個字眼：「真相」。真相那宛若公正的真理效果是如何生產出來，尤其當我們同意所有對於過去的訴說都是透過篩選、拼湊、折射、反至虛構而成的產物。


這一點也不奇怪。當對於二二八事件的「事因」與「意義」發生眾聲喧嘩與針鋒相對的局面時，這只是意味著這個滾燙的符碼翻攪於綿密的權力網絡之中，或許關於黨派之爭，或許是關於民族主義，或許還有更多更多。伴隨而來的還有「正義」或「轉型正義」等字眼。理論上，我很支持談論轉型正義的課題，但這幾天的思慮發現，我目前對於轉型正義的看法，很可能也只是眾多喧囂觀點中的其中一種（比方，我的觀點絕對有別於認為「正名」也是轉型正義之一環的觀點）。

或許，把這種高溫的符碼暫且放下，對一種綿密、對話式的探索未嘗不是捷徑。


在我的想法中，「二二八事件」或「白色恐怖」對島嶼的眾人來說，原本就存在各式各樣的感受與觀點。自然，許多朋友會主張，這些過往歷史與相關體驗的訴說，長久以來是被國家機器所生產的歷史敘事給壓抑或禁聲的過程，甚至國家機器積極的介入某種特定記憶形式的生產。最近與 Shanta 討論中最大的啟發之一，就是讓我承認「某些事情並非對於每個人說都有意義，也不是每個人都應該採取某幾類姿態去正視與反省它」。實際上，被國家機器略去或覆蓋的原本就無窮無盡，為什麼是這些歷史片段、用這樣的訴說方式、在這個時機點被提問出來，就是該加以問題化與審視的課題。

不過， Shanta 說到的「個人體驗」似乎還沒有足夠清楚的定義。我絕非說「關心與正視二二八就是介入於集體或公共記憶的事務，漠視它就是躲避到純粹個人主義的胡同中」。不是這樣的。無論是經歷過二二八或是未曾知道二二八，從同樣的審視標準來說，他們都是個人的，當然也同樣「不純粹只是個人」的體驗。我的問題是在這裡：「對每一個人來說，那些我們記憶中與體會過的『個人體驗』，它始終還是奠定在一套持續於過程中變化的感官與思考結構，這套結構不純粹只是個人的，就像涂爾幹說時間與空間的框架總是社會性產物」。進一步說：「我所立基的那套（或許能透過反身思維加以審視的）時空框架，我無法透過直觀意識到的框架，是不是有可能是在壓抑了其他不同主體的『個人體驗』的框架的情況下才順利得以運作？」實際點說，在「生命的每一個腳步中」，我審視世界以及認為與我相關、不相關的辨證性認識框架，究竟與他人具有怎麼樣的關係？



或許，在這個符號奔馳的時刻，就效果上來說，選擇談論這個議題，不見得比不談論這個議題更像明智之舉，無論抱持怎樣的動機或心態。但這總是意味著我們選擇了某種姿態，這種姿態終究會在關係網絡中或強或弱的發酵、作用，無論我們採取什麼樣的評價標準，或是乾脆承認沒有任何可能的評價標準。

當然，我不會採取上段最後一句那樣的態度。對我來說，涂爾幹的那句格言倒可以這樣解讀：「我們──總是奠基於某種社會性的時空框架展開思考，因此這些框架都是非本真的，卻也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問題應該進一步變成：「那麼，究竟採取怎麼樣的時空框架，會帶來比較開放的權力效果，而不是形成凝固而封閉的人我關係與對記憶的訴說」？

對我來說，大寫歷史與小寫歷史好似並非真正的辯論點。小寫歷史觀若同意有紛陳的體驗與記憶，卻不見得不奠基在單一的標準上判准「記憶與歷史究竟是什麼」。我覺得拒絕了大寫主體、大寫記憶、大寫歷史後，或許能設問的是一種倫理學議題，這種議題大概也不能回答「真相究竟是什麼」，或是「為任何受害者與受壓迫者說話」，但卻能使不同體驗者有彼此開放溝通與交互經驗的可能性。簡言之，過去我不曾了解與體驗你的體驗，但我試圖通過與你的交談，認識到並使得你也成為自我的一部分。



當然，這想法或許有些天真，畢竟當倫理學問題不只是設定在自我對自我認識的問題，而是透過他人認識自我－他人的時候，似乎就意味這種關係的建立必須奠定在雙方的某種互動與互信基礎上。不見得要是哈伯瑪斯那樣的談法。但倘若，現在這個時刻還可以做些什麼，那就是試圖建構某種互信與互動的氛圍與倫理關係，讓所有曾有或仍有怨恨的聲音，能在當前的社會情境中得到更多訴說與聆聽的機會。

會繼續寫寫我對於這個議題的看法，也還繼續思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