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民族主義，與「國語」

前面說到， Gellner 對「民族主義文化」中採用的語言形式，是以符合工業社會結構運作所需為主要判別標準。在 Hobsbawm 的書寫中，他延續了蓋爾納對民族主義作出的著名定義，卻對民族－語言的問題有更細緻化的歷史性梳理。

按照他的觀點，「民族」與「民族主義」這個大傘，其實可以按照不同的歷史階段劃分出不同的特色。民族主義明確與族群及語言關係掛勾，大概是到1870年後才出現的新局勢。但有別於蓋爾納，他並不認為語言民族主義是以溝通時的實用原則為優先。相反的，語言民族主義經常忽略了溝通的實際功能。甚至在開始出現這種趨勢的早期階段，官方語言作為在現代建構或再建構出的新產品，其象徵意義有時高過實際的溝通效益；至於日常生活使用哪種語言，不必然是民族語言爭奪戰關注的焦點。

當然，蓋爾納強調語言的學習與生存機會的相關性，絕不是沒有道理。比方霍布斯邦就指出，許多人曾經歷經在學校不能使用母語的創傷經驗，卻不見得表示這些人長大後會贊成「學校只用母語教學」。晚近一點的例子，比方 D. Laitin 對蘇聯解體後愛沙尼亞境內說俄語者處境的分析（簡言之，愛沙尼亞官方規定，愛沙尼亞語的官方考試檢定成績，會直接影響到能就職的工作類型），也說明了這種趨勢，甚至塑造了「說俄語者」的新認同。雖然我必須同時強調，這種分析模型（尤其立基於賽局理論）只有有限的分析效果，有許多涉及道德問題的認同選擇，不必然符合這個模式。


以台灣的經驗來說。國民黨政府戰後推行的「國語（北京話）」教育，就是罔顧日常生活實際溝通效果的政策，這大多是外省群體使用的語言，卻通過義務教育體系變成具有高度象徵意義的「國語」或「官方語言」。甚至霍布斯邦提到 1870 年代許多說「方言」者在歐洲新興國家課堂遇到的創傷經驗，竟也呼應許多台灣人的成長記憶。官方民族主義選擇官方語言的非實用取向，便能略見一二（雖然嚴格說，蓋爾納的理論可能還是會判定這種作法是實用取向的，詳見下文）。

台灣民族主義中與「語言」相關的民族主義論述，有很長時間幾乎全以鶴佬話為中心。日治時期民族主義者曾試圖藉用五四經驗，引進白話文作為啟蒙大眾的書寫形式。但立刻遇到的困難，是白話文無法精準表達鶴佬話在口語中使用的字彙，於是日治時期例如像蔡培火的知識份子，從 1914 提倡「羅馬式白話字」，並在 1931 年受政治壓力改提倡「假名式台灣白話字」。當然，這種作法試圖使鶴佬話既能快速普及於一般大眾中，主張「舌頭與語尖合一」，也同時與傳統的漢字進行訣別。

無論什麼因素，蔡培火的計畫在國民黨政府執政後幾乎宣告失敗。如研究台灣教育史的吳文星老師就說過，國民黨戰後的民族化／黨化教育確實非常成功。北京話從日治時期台灣島內幾乎沒人說的語言（請記住北京話成為「國語」是中華民國建國後才確立的事，當時台灣已是日本帝國的一部分），到今日幾乎成為島內極高比率人口都會使用的語言，尤其對受過國民黨政府義務教育的人來說（姑且不論是否熟稔，或情感問題）。從蓋爾納的實用觀點看，北京話能透過漢字清楚表達於書寫中，或許最符合他對民族主義文化形式中語言的要求；雖然現今福佬話、客家話、與台灣各原住民語言，已發展出能以羅馬字精準記音的系統，但對「漢語系中各語言」的使用者來說，口語使用的「母語」是親切的，但書寫的羅馬字卻又不免呈現莫名的陌生感。



總之，「官方語言」或「國語」都是近代的建構物，蓋爾納強調這項發展乃是因為符合結構所需的實用功能，而霍布斯邦則注意到這個爭論場所涉及的情感與象徵意義。

這幾年，島內的語言問題越演越烈，包括拼音系統的使用、母語教育的形式、政治人物在公眾場合該說北京話或自己的母語、乃至有些民族主義者計劃以羅馬字取代漢字的主張，再再突顯霍布斯邦說「民族語」爭論往往輕忽語言的溝通功能，並成為高度情緒與象徵意義的爭奪場。當然，他還是延續蓋爾納的觀點，認為原本就能透過書寫表達的語言，總比以口語形式訴說的語言有更多競逐「國語」的優勢。但問題總不是那樣單純，蓋爾納的理論認為這樣的爭論歷經百年之後就會因為社會運作所需而漸漸平弭，但霍布斯邦則注意到這樣的論戰可能涉及漫長的（想像的）情感糾葛。

當然，我不認為語言從來就只是「實用」的工具。借用 Heidegger 的說法，「語言是存在的寓所」；略為誇張的說法，置身一種語言就是確認一種世界觀。難題是，在台灣特殊的歷史背景下，受過國民黨教育的一代，即使認定自己的母語是福佬話／客家話／原住民各族語言，也不見得對北京話沒有任何一點感情，這種語言除了在成長的環境之外，更透過教育、音樂、報紙、電視、廣播、及各種傳播形式瀰漫在日常生活四境，這正是官方民族主義語言教育會塑造出的情境。這說不定也成為自身存在狀態的某種寓所。



總之，在「實用」與「情感」的糾葛間，在台灣，對民族主義與語言的關係還存在著困難的糾葛，這也是我思考這個問題時面臨的一個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