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帝國》討論會，略感。

今天到清大聽了陳光興的《去帝國：亞洲作為方法》之書評會。雖然說這場活動基本上是由選定的學者與陳光興進行作者／閱讀者間的對談工作，不過對我來說，很想趁這個難得的機會，對陳光興在本書寫作中透露的一些重要訊息，當面請教讀者並請他闡述對於理論／實踐面向上的看法與抉擇。

擺在深具象徵意義的位置上，在開宗的前幾頁，陳光興就自陳近十年中較大的轉變之一，就是對於民族主義抱持比較友善的態度，或說「不能用泛泛而論的方式一概拒絕之」。他甚至用了亞洲地區民族主義浪潮的「歷史必然性」來指稱特殊的歷史情境。面對這樣的轉變，我當然感到好奇，畢竟稍微了解陳光興過去論述的朋友就知道，他曾是文化研究領域中對台灣民族主義運動批判最力的一位學者。

我在先後兩個場次各問了一個問題，大致簡述如下：

（一）照陳光興的自述，這十年來對於民族主義的改觀，與在新加坡與南韓的觀察有密切關係。但是在他自述深受啟發的思想者，例如Partha Chatterjee的書寫中，卻明確表露出對於民族主義「不可接受」的觀點，雖然說研究的是印度的案例，但Chatterjee卻認為這樣的案例可能普遍存在於所有殖民地民族運動的動員過程中。也就是，到最後，民族主義雖然動員了大眾，但佔據統治位置的仍然是殖民社會中的本地資產階級菁英或統治群體。那麼，如果民族主義的發展在這些思想者眼中有如此危險性，並且似乎沒有解套的機會，那麼「亞洲某些民族主義的進步性」又如何可能實現？這些民族主義又何以能避免「民族論述中大寫主體所帶來的暴力，與排他、壓抑、禁聲、迫除、抹去的效應呢」？南韓與新加坡的民族主義真的做到了嗎？而一種「以他人為優先的自我倫理學」又可否在這些地區既有的民族主義中獲得實現？

（二）文化研究領域常批判民族主義。但在今天的與談人，甚至在書的寫作中，不知道是否是幻覺或誤讀，但對民族主義的批判經常指向台灣民族主義論述的批判。這裡面充滿本質、排他性論述，甚至還隱匿著中華帝國的遺緒。但一方面，這同時可能是「所有」民族主義都具有的問題，也同樣是中國民族主義也存在的盲點（即使我們同時承認中國／台灣民族主義內部也具有高度異質性）。那麼，我的問題是：「為什麼批判的過程中，經常是以台灣民族主義論述為焦點（甚至今天有評論者認為許信良的《新興民族》是「該開始罵的起點」），這是意味著中國民族主義要比台灣民族主義論述更進步，或是因為有任何實踐的策略性考量？」



好吧，我必須承認挑這兩個問題問，確實一方面與我自身審視成長過程中的深刻焦慮與對行動方針的不安有關，但同時也對這些文化研究學者對民族主義的批判態度無法完全理解處。我同時再次聲明，陳光興在這本著作裡並沒有完全落入我想質問的第二個問題中（反倒是今天的講評者比較多有這種狀況）。他自陳對民族主義現在抱持「同情理解」的態度。如果稍微接觸民族主義理論的朋友就應該察覺到，不少歐美的思想者同樣用「同情」這個辭彙面對民族主義與其情感。

為何同情？一個可能的緣故，是立基於馬克思主義傳統的思想者，過去常將民族主義視為歷史中令人不快的錯誤或意外之事。當像B. Anderson這樣的思想者試圖將這個用眼角目光隱約瞥過的題目，移置到思辨的核心位置時，很容易理解到民族主義發展與擴散的政治－社會基礎，尤其在殖民歷史中，經常與這種位置中的不平等結構有關。或許許多思想者也能同意Fanon或Chatterjee的批評，也就是民族主義最後仍然很容易讓權力落入本地資產階級手中，或根本無助於改善既有的階級關係，但「這種情感卻不是能輕易用『錯誤』一詞就簡單繞過的。」

不能簡單繞過，陳光興沒辦法花太多時間的回答也提出了這個感受，所以「同情的理解」變成ㄧ個觀察／分析者對此現象常有的感受。



甚至更尖銳的問題：如果新加坡與南韓有這樣的歷史條件，或說民族主義「在亞洲某些地方」能成為進步的力量。我比較悲觀的是，在今天的台灣，當中國民族主義與台灣民族主義在各自分殊的脈絡中看都具有「理所當然的真切性」時，或著說「同樣真抑或同樣假」，兩相間的價值判斷要不就不可能由學術研究來加以判準（也就是之前跟Ｑ稍微討論到的Weber的立場），要不就是從某種論述分析或是泛稱的左派傳統同樣加以拒絕。當然還可能有其他分析角度，但我相信兩者認同論述的本質上是族親，而沒有截然不同。

台灣與新加坡等地過去與當前的歷史局勢確實「不同」，而且這個「不同」在此具有關鍵性的影響。因此，如果「亞洲作為方法」這句話可以作為一種隱喻，意指亞洲各國可能曾／仍處在相似的歷史局勢與政經地理學位置時，彼此的經驗可多加對話並做為借鏡－雖然我們承認亞洲的內部異質性，也同意經驗無法直接等量挪用與對換。那麼，我們能否從陳光興眼中其他「具進步性的民族主義論述」挪用經驗到台灣？甚至，這個問題牽涉到不只是新加坡／南韓／中國／台灣民族主義的課題，更關係到民族主義論述發展與擴散到世界各地的歷史。怎麼辦？陳光興眼中看到的進步性依據為何，是我在思考「怎麼辦」的課題時深感疑惑卻也深感困擾的課題。

受限於這種研討會的時間限制，根本不可能有完備的時間回答每個參與討論者關心的課題。不過在最後，跟陳光興先生約好用通信的方式繼續交換意見，一方面希望釐清這個我從他書中既感受到希望、卻也感受到悲觀的問題，也期待這本在文化研究領域中明確帶有政治實踐關懷的作品，真能對關於當前台灣民族主義課題的思考（雖然必須要時時提醒，這絕非「唯一該關心的課題」）帶來一點幫助。



若交換意見的過程中有任何能提出的心得，會寫在這邊跟各位朋友分享。也希望有興趣的朋友能對這個問題持續交流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