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義者思想與殖民世界：衍生的論述

Partha Chatterjee
Nationalist Thought and the Colonial World: A Derivative Discourse?


我很喜歡 Partha Chatterjee 的這本作品。包括論文相當倚重的 P. Duara 等人，都自述曾受夏特吉的作品啟發。

身為往昔英國殖民地的印度知識分子，對殖民地民族主義解構，是理解後殖民社會困境的必要基礎。如同 Fanon 早年批判，殖民地中產階級常未加轉變的接手了殖民者建立的制度與權力關係、複製先前殖民者的統治邏輯。當然，對夏特吉來說，批判要進一步航向主體深處，亦即探問殖民地民族主義成為可以的思考框架。簡單來說，後殖民困境不「僅僅」膠著在經濟、政治面，同時必須考察思考模式中的殖民化／帝國化。政治與經濟面的殖民者雖然走了，但殖民者的幽靈常始終在腦海盤旋。

因此，面對 Anderson 那個今日變得像口號一樣流行的「想像共同體」概念，夏特吉質問這個共同體中：「到底誰在想像？想像什麼？」這反過來揭露Anderson 分析的侷限處，也就是只說明了「民族」的界線想像廣佈到世界各地的歷程。但夏特吉認為民族主義作為論述，必須進一步對論述結構進行分析：考察其立論框架、如何通過論述動員殖民地大眾、以及如何使民族主義領導者最終佔據了後殖民社會統治集團的位置。他認為，印度經驗其實也就是「所有殖民地同樣經歷的經驗」。當然，這個宣稱在台灣的歷史經驗上已受到挑戰，詳細可參閱吳叡人的博士論文，其寫作中也深受夏特吉對民族主義論述分析的路數啟發。

夏特吉將民族主義論述結構分三階段：啟航、動員、抵達，這邊僅舉第一階段說明。第一階段的「啟航」是雙重意象字眼。一方面，航向成為民族（國家）的終點，一方面也在啟航的剎那就開始背離了自己的傳統。我不是說民族主義不談「傳統」，但正如斯里蘭卡的諺語說道「魚不會談水」，當人們開始談論何謂「傳統」時，萌生反觀傳統的意識，當下，其實已經與「傳統意義上的傳統」產生斷裂。面對東方主義的論述時，殖民地知識分子開始思考「東／西方」具有的差別，亦即試圖理解現實情境中印度為何會淪為西方（英國）的殖民地。因此，殖民地知識分子試圖提出東／西方間的異／同、優／劣處，同時可能對何謂自身的「傳統」或「精神優越性」提出論述。但請注意，這樣的思考終究立基東方主義的架構展開。如果我們同意 Said 對東方主義的分析，那這種東／西方本質化並加以區分的論述策略，始終與鞏固帝國主義建制與不平等關係有密切勾連。因此，夏特吉認為，這種對「反抗」的思索終將失敗，終究無法開闢出超越東方主義論述、與不透過殖民之眼而反觀自身的契機。

有趣的是，在歷史人類學者處，如 M. Shalins 那裡，卻不斷讚揚像「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論述表現了被（類）殖民者在面對帝國主義壓迫窘境中，如何透過自身文化體系轉化他者知識論述，對遭遇的情境做出反應。我想，此處詮釋上的分歧，實則牽涉兩派觀點中對主體與權力關係、及符號與權力關係的不同理解。記得在某次中研院讀書會上，我問到 Shalins 的這種觀點是否掩蓋對權力課題思考的可能性。有一類常見的回答是這樣：人類學者不認為該像傅柯那樣不斷去談「權力」課題，甚至可以懷疑「權力」概念會不會是一種根源於西方文化偏見中的產物。換言之，這意思似乎是說，薩林斯的路數有可能更貼近當地人自身的文化邏輯，進而更妥善理解「真實」歷史情境。妙的是，像吳叡人緊接質問：「既然不說明權力是什麼，為何文中卻不斷使用例如 empowerment 這樣的字眼？」在我看來，要嘛就「真的」拒絕「所有」根源於「西方」的術語：包括文化、社會、象徵、符號、結構、賦權、系統、能動與一連串其他清單，不要一面拒絕「權力」這個並非同時存在於各文化體系的概念，卻同時使用一大票同樣亦不存在於眾多文化體系的概念來建構論述。這不是我亂放闕詞，詮釋路數中對符號－權力觀的盲點，早有人類學者進行質疑，諸如人類學者 P. Rabinow 對美國詮釋人類學的檢討（他可是詮釋人類學大師 Geertz 的學生呢），我會找個時間更詳細寫下我對這個問題的理解。

不必全數接受夏特吉的見解，但他確實試圖將論述與權力效果的關聯引入對殖民地民族主義的分析。殖民地民族主義的浮現，不只是歐洲民族主義的翻版或劣等複製，還必需置入特殊的政治－經濟脈絡來理解，這個脈絡至少包括：（一）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下透過東方主義論述合理化的不平等關係；（二）本地中產階級民族主義者如何透過民族運動獲取、鞏固後殖民時代統治地位。權力影響的範圍也同時存在於兩種空間：（一）社會的階級關係，這是夏特吉引進 Gramsci 對 hegemony 與 passive revolution 概念輔助分析的動機；（二）主體內部的結構狀，亦對社會情境的思考框架，這是使後殖民社會擺脫困境成為不／可能的關鍵。在第二階段，殖民地民族主義論述為了動員大眾而使用草根、曖昧、傳統、農民大眾親近的文化符號或字眼，像甘地的格言式論述確實容許異質性甚高的印度地方社會保留各自詮釋與達成表面共識的機會。第三階段，民族主義又轉回東方主義思考框架，但這時尼赫魯強調的是擁抱西方物質技術、與啟蒙後讚揚的現代化理念（某方面說，第三階段論述與中國民族主義亦有有頗多相似處，可參見杜讚奇在 1995 年作品中的分析）。

當然，夏特吉的分析至少有幾個問題：首先，他似乎將前殖民時期印度社會簡化為以「印度教」為主軸的社會，這存在抹去或隱匿其他聲音的危險；次者，他將殖民地民族主義論述的多元性簡化為單純的三階段，忽略各民族運動陣營可能存在的異／同性，實際情況可能要比他的分析更多聲喧嘩，至少日治時期的台灣確實如此。但無論如何，夏特吉的分析確實提供了重要基礎，讓後進研究者對殖民地民族主義的分析能朝更深入的境地思索。